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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

  核心提示:那个人...

□ 罗伟章

  我给你说,那个人就是我家乡的。我跟他还住一个村庄。村里八九十号人,挤在两层院落里。我住在东院,那个人住在西院。两院之间,横着一条终年不断的水沟,一片长势不好的竹林,还有十来丛像被遗忘到岁月深处去的坟山。那时候还是大集体,两院人都听队长指挥。我们村的队长像生下来就是队长,到他死还是队长,不过,他死的时候我已远离了故乡。队长姓王,在家排行老大,村里的晚辈都叫他王大爹,久而久之,王大爹便代替了他的名字。他住在东院靠崖的一面,虚楼上挂了口木梆,那口木梆跟他一样,皮肤粗糙,身体弯曲。每天清早,他起了床,提着裤子跑向猪圈旁边的茅坑,地动山摇地空了肚子,再回到虚楼上,抄起藏在梆里的两根木槌,肚子一鼓一瘪地深呼吸几下,就开始敲,由缓而疾,直追人心。梆声一响,全村人都走出自家屋子,听王大爹安排活计。他的嗓子又尖又硬,能钻石头,但西院人要听清他的话,还是得费一些工夫,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日子。要是没听清,到时候去错了地方,一般人是扣工分,而那个人的母亲,后来也包括他本人,麻烦就大了,不仅扣工分,还有一连串的好戏等着让我们看。
  现在的人,都说他叫周世京,其实他根本不叫这名字,他连周也不姓。他姓蒋,单名一个贵字。
  不管他现在成了钢琴大王、亿万富翁、远近闻名的慈善家,我还是习惯叫他蒋贵。蒋贵没有周世京听起来气派,这我承认,而且我跟你一样,无法想象这两个名字属于同一个人。但没有办法,事实摆在那里——今天的周世京,就是昔日的蒋贵!

  A1

  蒋贵有一手绝活:他的耳朵能动。他的耳朵就跟狗耳朵一样。
  不管在院坝里还是山道上,只要发现小孩,他都大声招呼,注意了,注意了!两只手凫水一样往自己怀里刨。于是我们围到他身边。他蹲下去,蹲到我们足够看清他耳朵的高度,他就开始表演。那耳朵背后的青色血管,扯来扯去,像蠕动的菜青虫,耳壳也随之一紧一收,有时还左右转动,逗得我们把肚子笑痛。大人不高兴我们这么笑,说男笑为痴,女笑为寡;又指着那些正在换牙的孩子说,看嘛,他们的牙齿就是被笑掉的!
  这样的威胁没有意义,只要看见蒋贵动耳朵,我们照旧开心。
  我们问蒋贵,你生下来的时候耳朵就会动吗?
  他说不,我这耳朵是练出来的。
  你跟谁练的?
  跟王大爹的梆子。
  王大爹敲出的梆子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更不会说话,怎么能教他练耳朵?我们觉得蒋贵在骗人,他想跟王大爹学敲梆,就故意这么说。
  村里人都知道,蒋贵想学敲梆都快想疯了。
  有一次他对王大爹说,王大爹,你收徒弟吗?我想做你的徒弟。
  王大爹说,好啊,可是你跟我学什么呢,学我发号施令吗?
  不,我不学发号施令,我就想跟你一样,把梆子敲得那么好听。
  王大爹盯住蒋贵。那双深色眼睛盯得蒋贵浑身灼热。
  跟我一样?王大爹说,下辈子吧,下辈子估计能行。
  这句话不代表拒绝,也不是嫌蒋贵笨,而是点明了蒋贵的身份。
  蒋贵的身份在我们村独一无二。
  解放那年,他父亲遭了枪决。他父亲拥有四十余亩田产,在地广人稀的山区,四十余亩也就是一眼能扫过的荒坡野地,够不上吃枪子儿的资格,他终于把这资格攀上去,是因为当过白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张国焘、徐向前领着一支红军从鄂西经陕南,转战到了我们那架山。山上驻扎着刘存厚的部队。刘存厚是刘湘的同宗,当时有首民谣这样唱他:“打倒军阀,打倒军阀!刘存厚,刘存厚!是他妈个胖子,是他妈个胖子!当猪杀,当猪杀!”张、徐二人就是带红军来把刘存厚当猪那样杀掉的。刘存厚兵员不足,到处拉夫,蒋贵的父亲也被拉去了。都说他是胆小鬼,战火一开,他就搂着枪哭,还尿了裤子。这种对胆小鬼千篇一律的描述,我并不相信,我知道人是会红眼睛的,一旦红了眼睛,平时蚂蚁都怕踩死的人,也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刘存厚的部队实在经不住折腾,没几下就被压到山脚,跑回了老巢绥定府。蒋贵的父亲没有跟去,偷偷溜回了家。红军马不停蹄,追到绥定府外围的凤凰山,轰隆几声,刘存厚就带着金银和妻妾逃掉了,几领大麻袋在城门口被挤破,银元细软撒得遍地都是。红军西去,蒋贵的父亲也便继续做他的农民。
  但这笔账是记在那里的,记了将近二十年。
  蒋贵的母亲生他那天,他父亲并不在场,因为他父亲那时候已被枪毙四个月了。那是午后时分,男男女女正在豌豆地里锄草,铲锄把地皮刮得噗噗响,蒋贵母亲的身体也在噗噗地冒泡。她已出了羊水,眼看就不行了。塄坎边傍山崚处有一个土洞,她就钻进那洞里,洞小身子大,她只把下半身戳了进去,头朝天仰着,双手撑在地上,连哼也没哼一声,就把蒋贵生出来了。当时还有人笑,说地主的儿子就是贱。蒋贵的父亲是白军,母亲是地主,至今我不知道他母亲的娘家地处何方,只听说她娘家可了不得,田产占据半个乡。这么说来,那肯定是在更高的山上,否则她也不会嫁到我们村来。解放那年,她虽已当了两年媳妇,可出嫁时已年满十八,地主的帽子追几十里山路,还是稳稳当当地戴到了她的头上。除了她,我们村连一个真正的地主都不够格。
  蒋贵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他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那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快乐就像长在他的身体里,且长在十分隐秘的角落,药去不掉,刀也割不掉,哪怕他母亲刚刚挨了批斗,或者他本人才被王大爹训斥过,转过身来,他就朝我们伸舌头扮鬼脸。他跟王大爹说话,也从不低声下气。
  王大爹又问他,我的梆子有哪点好?
  蒋贵说,你的梆子能把人敲哭。
  王大爹说,但我听人说,我敲梆的时候,你并没有哭过,你都是扯着嘴皮子笑。
  这倒是真的。蒋贵总是笑。此刻站在王大爹面前,他依然在笑。
  既然王大爹这样说了,蒋贵觉得再笑就不合适,便把黑红的舌头伸出来,左右撩动,脸皮上的笑如水一样流到舌尖上,被他舔进胃里。
  王大爹接着说,我敲梆是让全队社员听的,你敲给谁听?
  敲给孩子们听。
  王大爹的胸腔里弹出嚯嚯嚯的声音。由于身体佝偻,这声音一响,整个上半身都在颤动。
  你婆娘都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家养着,哪来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是村里的孩子。
  王大爹的脸色变了,眉毛间浮荡起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你喜欢他们?
  蒋贵说喜欢。
  王大爹哼了一声,摇摇头,含混地说,你想讨好他们,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球用也没有!
  然后他转身走了。
  蒋贵站在原地,站了很长时间……
  王大爹既没说教他,也没说不教他,但暂时肯定不会教他。蒋贵并不着急,不能学的时候,他可以听。山里的风向说变就变,雨也是说来就来,遇上这样的天气,王大爹的梆声很可能就是高翔太空的鹰,或者沉入水里的鱼,普通人的耳朵,捕捉不到鹰在太空滑翔和鱼在水里游动的细响,而蒋贵不想漏掉王大爹的任何一声梆子,因此他不能只长普通人的耳朵。开始,王大爹敲梆的时候,他都从西院跑到东院来听,但两院之间那十来丛坟山,构成了一片死亡地带。死亡是无声的,坟里的骨头无声,坟上的泥土无声,生长在它们周围的万物,也沉寂得紧。这里是声音的禁区,蒋贵在此错过了最华彩的部分,惋惜得一整天心里都荒着。他不再往东院跑了,只蹲到西院外沿的碌碡上,侧向而听,风往哪边走,他的耳朵就往哪边动。在日久天长的磨砺中,终于练就了绝活。
  练成之后,他首先表演给母亲看。母亲捂住嘴,差点儿笑岔了气。
  母亲都会笑,孩子们肯定会笑。
  那天他急急慌慌地就要出门,把绝活表演给我们看,母亲却拉住了他。
  母亲说,儿哪,你这一辈子,怕只有当狗的命了,人家说你贱,你真的贱到了家。
  蒋贵说,这世上又不是只有狗才会动耳朵。
  是呀,母亲说,狗会猫也会,猪会牛也会,反正都不是人。
  母亲像很伤感的样子,蒋贵却是乐呵呵的,他好像并不觉得当猫当狗有什么不好。
  这让母亲越发难过,她把膀大腰圆的儿子搂进怀里,抚摸他跟他父亲一样狭长的脸。

  在我的印象中,村里的妇人,除了蒋贵的母亲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别的都只有姓,称呼起来,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比如张氏、王氏、李氏。这种称呼代表了一种传之久远的亲切感。蒋贵的母亲没有资格获得这份亲切。他母亲叫杨大珍。杨大珍有轻微的耳鸣,每次王大爹敲梆,她都支儿子出去听。当然,蒋贵并不要她的支吩,早就蹲到碌碡上去候着了。他不像别人把梆声忽略过去,只注意队长后面的话,他侧着脸,把耳朵挺起来,最轻微的梆子声也不让逃走。
  因为听梆声听得太专注,实质性内容却往往被他放过去了。当他心满意足地回屋,母亲问他:今儿个去哪里干活?他这才着了忙,诓骗说,王大爹只敲了梆,没安排活。
  母亲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开口就骂:你这个不孝的畜生,去给我问来!
  有一次蒋贵没听明白,到东院来问王大爹,王大爹正有个差事派他去大队部,他高高兴兴地应了命,忘了问话,更没回家告诉母亲,直接从东院往山梁上爬。那天杨大珍在家里煮好猪食,还没把儿子等回来,出门一看,院坝里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出工去了。她肩着一把锄头,站在院坝边张望。山里的活,一出门就要走上几里地,她只望见了乱石和荒草,望不见一个人,于是凭估计往酸梨树坡跑。跑到中途,遇见几个割牛草的孩子。那是一个星期天,当时学生要休息星期天,社员可没个准头,遇上双抢季节,星期天不休息,晚上也不休息,而且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夜战”。
  杨大珍把几个孩子扫了一眼,然后点名问我:他们是去酸梨树坡了吗?
  我还没答话,桂东风抢着说:是。
  杨大珍依然盯住我,我也说是,她就迈着小跑,往酸梨树坡赶去。
  其实他们并没在酸梨树坡,而是在马桑湾,方向刚好相反。
  那一刻我心里有些愧疚,但很快,愧疚之心烟消云散。
  桂东风奖给了我一把草,之后又奖了我半个梨子!桂东风比我大几岁,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爸是村小的老师。我们村小只有一个老师,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每天上下学的路上,他爸都让我们两层院落的学生结队而行,边走边呼口号。领队的是桂东风,领呼口号的也是他,那么长的句子,我一点儿也不懂,不知他是怎样背下来的。他还是学校红小兵大队长,看着他随时别在身上的那块鲜艳的红牌——没过多久改为少先队,戴红领巾——我向往得喉咙里伸出爪子。总之桂东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被他奖励一把草和半个梨子,不亚于他爸发给我一张奖状。
  我们正在得意地嬉笑,杨大珍满脸汗水地踅了回来,又盯了我一眼,眼神凄哀。我正处于兴奋中,不愿意去理会她的心思,也根本没想起她儿子用耳朵带给我们的无尽的快乐。
  她匆匆忙忙跑过之后,桂东风望着她的背影,高声唱: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杨大珍,杨大珍!是他妈个女的,是他妈个女的,当猪杀,当猪杀!我也大声应和,并且越发崇拜桂东风了。
  那天,杨大珍被扣了工分自不待言,晚上还要开会斗她。
  老实说,我们村斗地主,开始斗得一点也不好玩。白天没时间斗,都是等天黑下来,各家各户把活路收拾得差不多了,才到东院集合。王大爹除了早上跑茅厕跑得急,敲梆时快节奏的部分两只手晃得分不出左右,做别的事都温吞吞的。如果没有月亮,十几盏煤油灯放在院坝中央,杨大珍勾腰垂头地傍煤油灯站着,王大爹坐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从口袋里摸出叶子烟裹,头比杨大珍垂得还低,像烟叶上写着字,他需要以这种姿势才能认清那些字。好不容易把烟裹好,他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直吸得在地上吐了一大片清口水,才问:人到齐没有?有人会说,张三还没到。王大爹说,那再等等。又过一阵,他问:张三来了没有?有人回答:张三来了,李四又走了。他说,那再等等。这么等来等去,我们这些小孩就熬不住瞌睡了。最可气的是,终于熬到人齐之后,王大爹却只是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就让大家自由发言。发什么言呢?都是交头接耳的,说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这哪像斗地主,这简直就跟现在聚会喝茶一样,不同的是面前没有茶。大家嘴皮说干了,人也困了,满院坝都呵欠连天的时候,王大爹就咕哝一声:散吧。
  你看这多么无聊!
  我们村斗地主斗得像个样子,不是靠大人,而是靠我们这些孩子。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
  听到那声“散吧”,蒋贵噌地从青石坎上站起来——每次斗母亲,他都蹲到院坝边的青石坎上,那里处在人群的外围,处在黑暗的深处,他不声不响,一蹲就是小半夜——跑到母亲面前去,把她往背上捞。她母亲早已双腿僵硬,动弹不得。杨大珍趴在儿子背上,发出低声的呻吟,而蒋贵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跟人说笑话。看见我们这些孩子个个没精打采,他声音响亮地招呼一声:注意了注意了!然后尽量把身子弯下来,耐心地表演动耳朵,直到我们乐开了花,瞌睡虫也跑个精光,他再背着母亲,摸黑往家里走去,边走还边问我们:比以前更好看了吧?
  是的,他的耳朵动得越来越好了。他的耳朵完全模仿王大爹敲梆的节奏,由缓而疾,疾到高潮处,那干瘦的肉壳就像在跳踢踏舞。

  A2

  面对镜头,蒋贵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说有些倦怠。那个漂亮的女主持最习惯的提问方式,归结起来就三个字:揭老底。无论多风光多高傲多强势的人物,被她笑容可掬地揭掉几层,累累创痕就会显露出来,不需她提醒,你自己就会低下头去舔舐伤口。
  她说:周先生,听说你起家的时候,经销的不是钢琴,而是小提琴?
  现在的周世京过去的蒋贵,转过头望着主持人,主持人也望着他。主持人嘴角的笑纹好看地弯曲着,但眼神是冰凉的。那眼神告诉蒋贵,我什么都知道,你别想蒙我;同时还告诉他,你要是蒙我,我会搞得你下不了台。蒋贵把脸放正,伸手在头皮上刮了两下,说,我起家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年前,那时候黄小姐恐怕还没出生吧?主持人说哪里呀,周先生你太……你太会夸人了,不过我听着舒服!蒋贵皱了一下眉头,动作极其细微,打着特写也不容易看出来。他没回应主持人撒娇似的话,而是说,我为什么非要卖小提琴?主持人说,我三岁就学琴,但不是学的小提琴,妈妈是小提琴教师,她让我学,打死我也不干。说到这里,主持人把嘴撅起来说,那时候我要是知道周先生是卖小提琴的,我就听妈妈的话了,就不会让她伤心落泪了。蒋贵抠了抠下巴,黄小姐的意思,是要照顾我生意?主持人说当然哪,哪怕你在天涯海角,我也跑到你的铺子里买琴。
  蒋贵说,可是,要是你跑去一看,结果我铺子里只卖铁钉呢?
  那我就当木匠!
  好吧黄小姐,你把胸麦摘掉,去当木匠好了,当木匠是用不着这玩意儿的。
  主持人的屁股底下像有枚手榴弹爆炸了,一蹦老高,握成拳头的双手放在胸前,不可能吧?今日的钢琴大王,过去竟然是卖铁钉的?
  这很可耻是不是?蒋贵问。他的脸看上去很柔和,皮肤底下却滚动着风暴。这种风暴在岁月沧桑中历练而成,带着时间的硬度,同时带着几分透骨而出的江湖气。姓黄的主持人一时有些茫然。她揭别人老底的时候,只有老老实实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才会感到疼痛,对那些把什么都看透了的家伙,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她说,怎么会呢?我为什么要觉得那是可耻的呢?我只是感到奇怪。
  她整个人变得庄重起来。
  蒋贵知道她的庄重是装出来的。人们习惯这样,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往往就选择庄重。
  主持人毕竟太年轻。其实她没必要气馁,她的怀疑是对的。蒋贵在这里撒了谎。
  卖铁钉之前,他去镇上还干了别的事。他把自己装扮成老流浪汉,去镇上耍把戏。形势刚刚松动,我们镇上就来了许多外地人,看万花筒,逼猴子跳圈、作揖、下跪,或者吞玻璃碴卖狗皮膏药,对这些,我们通通称作耍把戏。蒋贵耍的把戏跟别人不同,他身上叮叮当当地挂满了破碗、石头、瓦块和树根,从脖子直挂到脚踝,随便一走动,那些东西就相互敲击,发出各种音响。
  这种事在我们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干过。他的那些器物,不是临时拼凑,而是早就准备好,用麻绳系起来,装在随时背着的花篮里,要用,拿出来很方便地往身上一挂就是。一段时期,他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他缓缓悠悠地扭动脖子和肩部,这两处的石头瓦块次第响起,传出“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接着再动上肢和躯干,便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脚踝上的瓦片响过,一支完整的曲子画上了句号。我们笑得不知所以,只好相互在对方身上掐,有个二年级的女生笑晕了头,摔到两米高的塄坎底下,幸好下面是虚土。蒋贵跳下塄坎,把女孩抱起来,用衣襟擦掉她脸上和手上的泥土,问她:伤到没有?女孩说,我的手痛。他说那我给你包扎一下。于是取下脖子上的一挂破玩意,系在女孩的右臂上,再托着那只手臂轻轻舞动,舞出一串似曾相识的乐声。女孩又笑起来。他说,还痛吗?女孩说不痛了。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对我们说,这东西既治病又治伤,前几天我抬石头闪了腰,出气都痛,把这东西往身上一挂,嘿,好了!说罢,他把腰使劲扭了几下。
  可是有一次,他正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演奏,我们也笑得鼻涕口水直流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笑个屁!
  发出断喝的是桂东风。桂东风说,他弄得有喇叭里好听吗?
  仔细想想,这倒是真的,蒋贵弄得一点儿也不好听,声音时高时低,好些地方还没接上。而喇叭里的《东方红》不是这样。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了喇叭,是那种皮面漆黑的纸壳喇叭,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每次广播之前,都放《东方红》。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高亢嘹亮,能让我们感觉到太阳喷薄而出,它的亮度和热力,都能穿透我们的皮肤。而蒋贵的《东方红》不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真的好玩吗?桂东风说,一点也不好玩,我们都被蒋贵的险恶用心欺骗了!《东方红》是唱毛主席的,只能用嘴唱!
  桂东风到底比我们高明。
  从那以后,蒋贵就没在村里玩过这把戏了。
  但他并没闲着,他走在山道上,宽松的齿缝间藏着一只野豌豆荚——我们那里把野豌豆荚叫野春,他嘴里就含着野春,你看不见他在吹,却能听到美妙的乐曲。他还能将一匹被虫蚀得千疮百孔的树叶贴在嘴角,吹出狗吠牛哞的声音。那些日子里,风随时把蒋贵的声音送过来,而蒋贵很可能离我们很远,远到隔着几匹山岭,而且他的嘴鼻并没有发声,也没吹野春和树叶,但村里的小孩都认定,风的声音就是蒋贵的声音。蒋贵的声音不仅能附着在流动的风里,也能附着在一段枯死的木头上。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那时候听得最多的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蒋贵的声音。
  可没过多久,这把戏他也不再玩了。原因是我们听了不笑。蒋贵的全部成就感,似乎就在逗我们发笑,我们不笑,他就没兴趣了——只有动耳朵让我们百看不厌,因而他只保留了这一个绝活。
  不知为什么,去镇上后,他从没表演过动耳朵,在往后的任何场合,他对自己耳朵能动这件事也讳莫如深。他身上挂着石头瓦块,敲歌曲给人听,可他知道的歌曲实在太少,敲来敲去就那么几首,很快让镇上人厌倦,觉得他那玩意儿根本就不配叫把戏。他弄不到钱,才开始卖铁钉的。

  既然占了上风,蒋贵便放下架子,不再戒备,显得心平气和。其实他跟许多功成名就的人一样,对自己早年的屈辱——除去那些最深的隐痛——不仅不避讳,还尽量找机会诉说。那已经不再是屈辱,而是光荣的标记。但他痛恨别人逼着他说。
  现在主持人已没有力量逼他,他的诉说也就变成了自愿。
  开始卖铁钉的时候,他说,是在乡场上。我没有铺子,将铁钉装在黄挎包里,街头街尾地游走。这样吆喝了将近一个月,一颗也没卖出去,于是我去了县城,结果更糟。我当时不知道在乡场上卖铁钉还勉强算一门生意,在县城就不叫生意了。县城离我家远,我不可能天天赶回去,晚上睡在大街上,枕头就是那包铁钉。我的后脑勺上,至今还有凹进去的地方,就是被铁钉戳的。我用挎包做枕头,是怕有人趁我睡熟的时候偷了去。
  周先生现在想起来,主持人以讨好的口气说,恐怕自己都觉得好笑。
  那是你的想法,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那个挎包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吃饭怎么办?
  讨口呀!讨不到就去垃圾桶里翻。那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垃圾里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从一个居民小区门前的垃圾桶,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婚姻质量,同时也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性格。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专门研究垃圾文化。
  周先生说得太玄了吧,你最终没有研究垃圾文化,而是成了钢琴大王。
  蒋贵似乎不喜欢“钢琴大王”这个词,眼神暗了一下。
  我看卖铁钉没有出路,他接着说,就去一家电器行帮工。再后来,我就自己经销电器了。我说的电器,不是冰箱彩电和空调,而是台灯一类小玩意儿,甚至也包括手电筒,而且是收购废品,自己摸索着进行组装。当时我在县城临河的吊脚楼上租了间老屋,那间老屋就作了我的铺面。老屋远离街道,看上去随时都准备倒塌的样子,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个为生活挣扎的人。我想到了做广告,当然不是在媒体上,那时候我要是找到黄小姐,黄小姐一定会把我当叫化子赶走的。事实上我也差不多是叫化子,不可能拿钱去做广告,都是夜深人静,活城变成死城以后,我再左手端着墨水瓶,右手拿支破毛笔,去墙上写写画画。我写的那些东西,被城市称作牛皮癣;很抱歉,现在我走到任何一座城市,只要看见牛皮癣,我都会感到亲切,无比的亲切,因为它让我忆起过去的时光,让我看到把牛皮癣贴上去或写上去的那双手和那张面孔;我不排除这其中有唯利是图之辈,但肯定也有和我当年一样的人。其实我那时候不是人,是老鼠,随便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认为是夜间巡逻的警察,吓得赶紧躲起来。我敢肯定,我的身手比老鼠敏捷,需要的藏身之所也不比老鼠洞大多少。要容纳下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蒋贵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主持人的眼眶却红了。
  她说,我知道,你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在昆明开了家很大的电器商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你是怎么挖到第一桶金的?
  我从来没挖到过金子。蒋贵生硬地说。
  哦……那么你为什么要改行呢?我听说,你改行的初期是相当艰难的。
  蒋贵把脸扬起来,虚着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个呀,与我们村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的真名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都叫他王大爹。是王大爹点燃了我的音乐梦。他本人就是一个音乐家,他的乐器不是琴,而是木梆。那时候我就知道,虽然他是农民,却对种田没有兴趣;虽然他是队长,对当官同样没有兴趣——他的全部兴趣就在于敲梆。我当时说,王大爹敲梆,能把人敲得哭,可不是说着玩,我是真的哭,只是不流眼泪的哭。村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王大爹敲梆的时候,厮杀的狗会停止战争,喧闹的鸟会安静下来。那真的叫鸟鸣终止,山川肃穆。如今的我,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了,可我没有见到第二个像王大爹那样纯粹的音乐家。可惜的是我无能,否则我就会把木梆发展成中国的乐器,就会出钱把王大爹送到维也纳,让他去搞一场木梆独奏音乐会。但我没那个能耐……再说,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我本不应该怀疑周先生的感情,主持人说,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说的那个王大爹,对你母亲是相当不好的,每次开会斗争你母亲,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让你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脚肿得皮肤都快胀破了。你不恨他?
  蒋贵又用手刮头皮,不是一只手,而是两只手交替着刮。大概他有这习惯,使头皮上血液供应充足,虽是将近六十岁的人,头发还像年轻时候一样茂盛,而且头发留得很长,把耳朵全都遮住了。
  他说,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反正我从没在任何场合说过。我恨他?怎么可能呢!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母亲当时吃了一点苦,可也帮助她强健了筋骨,她现在已快上八十,腿脚还相当灵便,腰板也没有佝偻的迹象。
  主持人实在聪明,她听出了蒋贵说话的语气,蒋贵说“我恨他?”的时候,把“他”字说得特别重,尾音拖得特别长,她由此判断,即便蒋贵不恨王大爹,却可能恨别的人,于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不恨你们队长,恨谁呢?
  蒋贵愣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恨……真要恨,也是恨我自己。走出大山也有了一点钱之后,我本来很想学会一门乐器,可那时候我都是多少岁数的人了,手指成了老树根,把全世界的顶级大师都请来教我,我也学不出个名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说,周先生,你为什么一直不成家,能告诉关心你的观众朋友吗?
  蒋贵又开始刮他的头发,刮了很久也没回答。

  B1

  蒋贵真的不恨王大爹吗?王大爹不仅让他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不仅拒绝教他学敲木梆,而且还不允许他拥有一口自己的木梆……
  记得那年冬天,一直都非常晴朗,可在冬季快结束的一天夜里,突然下起罕见的大雪。我睡在屋里,不知道下雪,鸡叫二遍的时候,我父亲骂骂咧咧地起床出门去了。他起床的非凡动静吵醒了我。我感到特别冷,锐利的寒气,扎穿又厚又沉的棉被,也扎穿我的皮肉和骨头,把我变成棉被里的一块冰。我听见屋后传来噼里啪啦的脆响,像除夕天燃放爆竹。我不知道是鬼祟作怪还是村里的牛羊都疯了——这事情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全村的牛羊突然间集体发疯,跑到村外的农田里,把人们辛辛苦苦忙活一季种出的庄稼,悉数糟蹋——或者是来了强盗?吓得直往被窝里缩。但父亲的骂声和脚步声都很从容,证明世界太平,我也略感心安。屋后跟我的卧室只隔着一层被柴烟熏黑的板壁,父亲走到那层板壁之外,我才听出他是在骂老天爷,他说老天爷呀,你太不成体统了,不打声招呼,就偷偷摸摸下这么大的雪!他开始摇竹身。雪团下落的声音带着低沉的怒吼,带着只有山里人才能辨识的某种决心。
  回屋后,父亲对我母亲说,日他娘的,我差点儿被雪埋了!
  既然是雪,就没什么可怕。谁知到了后半夜,山上却传来持续的巨响。响声刚停,王大爹就敲梆了。山上的公猪圈塌了。圈里养着二十多头猪,眼看就肥了膘,就要上交国家,万万不能死的。王大爹要村民立即起床,去山上救猪。
  救猪的事就不必讲了,只说王大爹那夜敲的梆子。木梆是弯曲的,他敲出的声音也像是弯曲的。确切地说,那不是声音,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戴着斗篷,顶着风雪,穿越黑夜来到我们身边。
  我相信,蒋贵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被深深地感动了,把公猪圈那摊子稀里糊涂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就去找到了队长。
  这次他把话说得很严肃,也很谦卑。
  他说王大爹,我有件事情求你。
  王大爹说,你别求我,有事你去求毛主席。
  这件事我只能求王大爹。
  那你说吧。
  还是那件事,我想跟你学敲梆。
  王大爹垂下眼睛,慢条斯理地裹烟,把烟点上,抽了好几口,才说,干脆把木梆搬到你家里去算了。你不必跟我学,只要把木梆搬进你家里,你就能和我敲得一样好。
  蒋贵没再说一句话,出了队长的屋。他是退着出去的。
  他早就应该明白——木梆绝不只是一个挖空了的木头。
  那些日子,蒋贵老是恍恍惚惚的样子,给我们表演动耳朵,有好几次耳朵都不听他使唤,让我们大失所望。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失望,他说别急,我耳朵动不了,还可以吹响响呢,我给你们吹响响吧。于是顺手摘下一片树叶,打算吹羊叫,可我们哄的一声散去了。他呆呆地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直到我们被山弯吞没,他才想起什么似的,使劲吹:咩咩咩……这时候听上去没有快乐,满坡满谷只回荡着穿胸透骨的凄厉之音。动物的心是相通的,一山的羊,都跟着他乱鸣。
  随后,我们又听见他笑,大声地笑,朝着我们消失的方向高喊:
  我的耳朵又能动了,你们回不回来看哪?
  村里的大人们说,蒋贵那龟儿子,怕是发癫了!
  另一些人说,他没有发癫,他是脑壳里少几根筋。
  只有王大爹为他说了话。王大爹挺了几下腰,像在努力使弯曲的部分拉伸,但终于没能如愿,于是窝着胸脯,意味深长地说:把筋全都接上的人,每根筋必然不长。
  这意思是,蒋贵脑子里的某些筋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长。
  难怪他会动耳朵!那些人说。
  王大爹只是哂笑一声,没再接腔,只一冲一冲地走回他的屋子,走上他的虚楼,操起木槌敲梆。
  自从明确拒绝蒋贵之后,王大爹敲梆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以前只是早上出工前敲一次,如果晚上有会,傍晚再敲一次,现在没有会傍晚他也敲。傍晚的梆声一响,杨大珍的两条腿就直打战,颤得像通了电那样发麻,蚊子都不敢叮她。可事实上,王大爹很可能只是总结一下今天的劳动。那些话,在坡地上评工分时他就已经说过了。每天收工时大家都要围在一起,根据各人的表现评出工分;乡间自成一体的亲密社会,在这里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为了五厘工分,可以把祖宗八代掏出来咒骂。
  王大爹除了敲梆的次数更频繁,敲的时间也更长,敲之前那几口深呼吸,做得也格外卖力,他要感到丹田发热,脚心发烫,枯瘦的手指才会运动起来。他是把心呕出来在敲。
  杨大珍双腿发麻的时候,她的儿子蒋贵正在院坝边的碌碡上做梦。
  梆声把他带入梦境:他长满翠绿色的羽毛,张开双臂,钻入天空的深处。

  蒋贵决定自己来造一口木梆。
  王大爹的梆不能搬到他家里来,因为王大爹的梆代表的是权力,但他自己造一口总是可以的。
  他并不打算把这口梆敲响,只在王大爹敲梆的时候,以虚拟的动作,应和王大爹的节奏,学习那看似万古不变实则诡异无常的音律。
  他去山林里寻到一根梨木的断桩,扛回家来,每天收工后,就用凿子在梨木上挖。
  母亲问他,你挖那东西干啥?
  他说,做猪槽。
  母亲说,猪槽不是有了吗?
  我知道有,可总有用坏的一天。
  母亲不言声了。是呀,总有用坏的一天,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那可是石打的猪槽。她任由儿子去瞎忙。看着儿子那股认真得要把命搭进去的劲头,她的心被人捏住了,像拧抹帕那样拧。是她和她死去的男人,造就了儿子的命运。儿子的同龄人,孩子都生一大堆了,最大的孩子差不多会捡麦穗了,他还是光棍一条,精力无处发泄,只好用来挖根本就用不着的猪槽。
  蒋贵大约忙了一个星期,王大爹知道了这事儿。
  他来蒋贵家察看。
  杨大珍在屋后的梨树下吆鸡回屋,见到队长,自甘卑下地招呼。蒋贵只听到母亲的招呼,没听到王大爹答话,但这已经足够,等王大爹从水井旁边的后门进屋,他不仅把东西藏起来了,还把新凿出的木屑扫进火膛,用灰土掩埋掉。
  王大爹背着手,去每间屋子里转了转,问蒋贵:你那家伙还有多久完工?
  蒋贵像被当场拆穿的魔术师,血气上涌,脸红到了耳根。好在屋子里阴暗,看不见他脸红。
  他说王大爹你说的啥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你明白的,你不是在挖木梆吗?
  蒋贵笑起来,笑得很干。他说没有啊,王大爹你听谁说的?
  王大爹没听谁说。他是自己听见了木梆唱出的音乐。蒋贵的木梆虽未挖成,却已经会唱歌了,只不过这歌声唯王大爹能听见,别人是听不见的。
  蒋贵吓坏了。他见识了王大爹的力量。这辈子,他永远也玩不过王大爹!当天夜里,等母亲睡熟之后,蒋贵搂着还没出生的木梆出了门,将其藏进了很远很远的山洞里。王大爹没再过问。多年以后,蒋贵和他母亲都早已住进了城,一次偶然,有村里人进到了那个山洞里,发现了那口木梆。木梆并没完全朽烂,在凹槽的最深处,有一窝刚刚出世、还没来得及睁眼看世界的老鼠。

  玩不过王大爹,蒋贵也未必玩得过一群孩子。他那套将石头瓦块挂在身上的把戏,已经耍过,现在唯一的本钱,就只剩下动耳朵。他以这样的方式逗我们乐,也让自己乐,但我们——确切地说是我——突发灵感,将他这份快乐割除了。
  灵感产生于斗他母亲的时候。前面说,我们村就是靠了一群孩子,斗地主才斗得像个样子。
  我读三年级下学期的某一天,大队部召开斗争大会,除全体社员,两所村小的师生也参加。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星期四,太阳早早地升起来,漫山遍野金光万道,大地复苏,空气清新。往天我们起床后要进山割一背篼牛草才吃早饭,早饭后再去学校,这天我们例外地免除了那份枯燥的劳动,太阳升起不久就集合在学校的操场上,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向大队部进发。那是我感到无上光荣的一天,因为我也领呼口号了。桂东风本来应该读初中二年级,但初中考了两年也没考上,至今还在小学毕业班磨蹭,他身上那股一呼百应的英雄气,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爸也对他寒心,那天只让他领呼了一半路程,就把权力交给了我。我之所以受到器重,是因为成绩好,特别是语文好;桂老师讲语文课,中心任务是教会我们怎样识别敌人和朋友,我学得十分投入,看到一棵树,我也要思谋再三:它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
  走进会场,我简直惊呆了,哪来这么多人啊!
  院坝的四墙,挂满了图片,每进去一批人,就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女子领着观看并逐一讲解。那女子二十岁出头,挽着发髺说的是普通话。那是我第一次听普通话。普通话真好听。
  人到齐了,图片也看完了,会议正式开始。
  要问我会是怎么开的,我真是模糊一团。不是现在才模糊的,是当时就模糊了。我只记得大队干部一声令下,民兵们怎样拎着坏分子——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杨大珍——的脖领冲上台来,民兵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坏分子都像刚从阴渠里掏出来的。奇怪的是,我对杨大珍那么熟悉,这时候却认不出她;更怪的是,在这种场合,我越看她越像个坏分子。因为杨大珍既是白军的老婆,本人又是地主,押她的人比别的民兵都壮实。坏分子一出现,院坝里立时响起能把飞禽走兽吓死的口号声,同时像诗人们描写过的那样,举起森林般的手,每只手上都捏着红宝书。然后,我就记得坏分子们怎样流汗,怎样发抖,怎样齐崭崭地跪下去……
  别的我记不住了,因为我也在发抖,被激动得发抖。
  当天傍晚,桂东风来家里找我。他以前从不上我家来,可今天来了。他对我说话,也不像先前那样霸气。
  你有啥感想?他这样问我。
  我把自己的激动告诉了他。
  我以为他也跟我一样激动,谁知道他只是撇了撇嘴,那样子仿佛是说,尽管你也领呼了口号,可你还嫩着呢!我被深深地刺痛了,反过来问他有什么感想。
  他说:光激动有屁用,关键是要拿出行动!
  这一刻,我承认自己的确比不上桂东风。
  正因为觉得比不上,行动起来的时候,我才格外积极。我发誓超过他。
  行动落实在杨大珍身上。我们决定晚上单独把杨大珍再斗一次。
  就是从那天开始,村里开斗争会,我和桂东风会把一群孩子组织起来,督促王大爹抓紧时间。那时候学生的权力是很大的,许多大人都怕学生,我们随便说一个新词,都能把多为文盲的大人吓住。他们怕我们的新词,更怕我们的青春。上面来个什么指示,他们虽然照章执行,但人生的经验会帮助他们过滤,执行起来,懂得哪里要轻,哪里要重,哪里得过且过,哪里一丝不苟,而青春不需要过滤!既然杨大珍是地主,她就应该挨斗,狠狠地斗!
  桂东风首先想出了一招:让大家开斗争会时必须呼口号,必须拿上红宝书。这一招真好,它让斗争会显得庄严而神圣。大队部斗地主,是民兵把地主押上来,命令他们跪下,那么单独斗杨大珍也应该这样。但我们村的民兵个个是草包(难怪大队部抽调人员时,他们一个也没被选上),你推我,我推你,好像杨大珍身上长着刺。民兵不配合,我们就命令杨大珍跪下,杨大珍不敢不跪,跪在粗糙的石地上。有几次还让她跪了柴块。柴块是用斧头破开的,皮面嶙峋,两侧刀锋一样割人,跪的时间一长,即使在鬼影似的煤油灯下,也能看见丝丝缕缕的血痕濡湿她的膝盖。
  但这些主意,全都是桂东风想出来的。我心里很难受,希望自己能想出一个新花样,出奇制胜。
  可惜很长时间都没有想出来。
  直到有一天,我脑子里电光一闪,大喝:蒋贵呢?蒋贵哪里去了?
  蒋贵从人群外的阴影里站起来,说我在这里。
  人们很难看清他的脸,只看见一排白光。那是他的牙齿。这证明他的嘴是咧开的。他是在笑吗?是以为我会宣布斗争会现在就结束,让他把母亲背回去吗?
  我真是没有出息的,那时候,我的心软了一下。
  但桂东风正瞅着我,带着嘲讽。
  我以更加响亮的声音朝蒋贵喝道:滚过来!
  白光消失了,人站到中心。
  跪下!
  他跪下了。就跪在母亲旁边。
  动耳朵!
  蒋贵愣了片刻,把头稍稍侧了一下,开始动耳朵。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现在才注意到了,他一次只能让一只耳朵动。
  他先动了右耳,动的时间很长,大概是累了,停了下来。但我没喊他停,于是他又动左耳。
  这时候,我偷觑了一眼桂东风。
  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这让我暗自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在场的所有孩子,一个也没笑!
  以前,蒋贵动不动耳朵,是由他自己作主,现在不能让他自己作主了,现在是我们说了算!以前他绞尽脑汁逗我们乐,现在我们偏不乐!

  B2

  电器老板改行销售钢琴,当然要经历诸多困难,有些困难是蒋贵能想到的,有些想不到。别人给他推荐的调琴师,他听来左右不对路;然而,他虽有超群的耳朵,毕竟不懂钢琴,难以把那种“不对路”准确地描述出来,他只是感觉到,尽管那些调琴师在业内都有一定名声,事情却干得并不出色。开业将近一个月,他的钢琴一台也没销出去。对此,蒋贵并不慌张,他早就知道,有些事是慌张不来的,你得等待,拿出你的金钱,甚至性命,去等待。这是一场赌博,胜利的只有一方。究竟谁胜谁负,普通人的眼睛是看不准的,战场摆在明处,而最终的结局,却隐藏得天衣无缝;或许它并不遥远,或许它就在你身边,你伸手一摸就能摸到,可你就是看不见它,脚尖轻轻掉转方向,就把它永远错过了。蒋贵明白这个道理,只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
  他终于在等待中起死回生。
  说是等待,但也并非“无为而治”。他辞退了别人推荐来的调琴师,自己请了一个。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蒋贵叫她小彭,是某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在读研究生,除了她的熟人,这个世界没有更多的人认识她,然而正是她的到来,让蒋贵的琴行生意兴隆。
  小彭成了蒋贵的情人。夜里,只要没有特别的事需要回校,她就来蒋贵的寓所跟他同居。除了应得的工资,蒋贵还按月付给她三千元钱。但无论在什么场合,蒋贵都否认自己包养了小彭。蒋贵的理由在于,他动用自己的关系,找了几家很上档次的咖啡馆,让咖啡馆老板请小彭去弹琴,以增加她的收入,蒋贵说如果他只是包养小彭,便没有这个义务。不仅如此,他还出资为小彭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请音乐界的名流前来捧场,在报刊上发表评论。他做这一切,包括按月支付的三千元钱,没有一件是小彭主动提出来的。
  蒋贵的话,似乎在暗示他和小彭之间是有感情的,可当有人明确问及此事,他总是避而不谈。
  研究生毕业后,小彭离开了那座城市,具体去了何方,蒋贵说他开始知道,后来就不知道了。其实他知道,只是不去想。小彭给蒋贵写了很多信,不是电子邮件,而是用纸笔写的信,带着怀旧的暖意。蒋贵一封也没回。他是一块泥土,这块泥土上本可以长出很好的庄稼,但小彭无论在上面种什么,都颗粒无收。她只能放弃。
  总之,蒋贵最终没跟小彭结婚。
  把钢琴卖得顺风顺水的时候,蒋贵又心血来潮:他不仅要销售钢琴,还要制造钢琴。制造钢琴的木材是很讲究的,蒋贵亲自去中国南方的热带森林考察,还越过边境,去缅甸、越南。当他的公司造出第一台钢琴后,蒋贵不像别的商家急于出手,而是待价而沽。这“价”不是指金钱,而是购买者的名声。他必须让名人买走这台钢琴。出乎意料的顺利,没过多久,它真的就被一个刚刚得了国际钢琴大赛金奖的新贵买走了。这个人姓高,但许多人猜测,蒋贵说的小彭,很可能就是这个姓高的年轻钢琴家。此后,他造的钢琴水一样往外流,钱则水一样往里流,他的财富迅速增长。
  一个身家数亿的富豪,怎能没有一个妻子呢?蒋贵并非独身主义者,这从他跟小彭像模像样的同居生活可以得到证明;而且,除小彭外,蒋贵还跟不下七个女人同居过。是对女人不信任吗?这同样说不上来,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爱情上遭遇过挫折。那么,他是担心一旦结婚,女人就会分走他的财产?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如果蒋贵把财产看得那么紧,他就不会做慈善家,不会眼也不眨一下,就划拨出大笔大笔的钱建希望小学。
  蒋贵在甘肃、陕西、云南、新疆、四川等众多省份都建了希望小学,但他只在选址和验收时才去,学校一旦建成,就不再去了。三年前,他在南方某地建了两所学校,还投资修了两座桥——此前,乡民只能靠溜索横跨滔滔江水,蒋贵去选校址那天,看到一个女子在溜索上滑行,灰白的天幕下,那不像一个人,而是一只没有翅膀的蝴蝶——当地政府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邀请他当两所学校的名誉校长,他大惑不解,冷漠地说:我为什么要当你们的名誉校长?听上去,那两所学校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不当名誉校长也成,但希望他能在开学典礼上去讲几句话。这次他礼貌性的应答也没有,就把电话掐断了。电话来了若干次,每次都如此。人家一片诚心,派专人乘飞机到他居住的城市接他,他面也不见,只让助手请他们吃了顿饭,然后把他们送走。
  那些人去机场之前,助手给了他们一封信。
  这封信的字写得工整、漂亮,藏头护尾,有汉隶风范。
  这是蒋贵的手书。
  蒋贵没上过一天学,这手好字,是在故乡的田野上用树枝练成的……
  信上说:你们有钱坐飞机,却没钱修学校,也没钱修桥,这说明你们并不感激我;你们表面上在感激我,背后却在笑我傻。

  蒋贵修了那么多学校,却从不在家乡修学校。
  他的乡亲们一直都在盼他的音信,因为那所村小很快就会垮掉。桂东风他爸退休后,村小就没有公办教师,后来民办教师全面取缔,就只剩下代课教师,代课教师不在财政上领工资,薪金只能从学生的书学费里抽取,而抽取的那部分钱,还不如外出打工挣一个月。等到国家减免学费之后,教书的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只好散伙。没有老师,当然也就没有学生,于是干脆回家放羊;那些希望继续念书的,只能去镇上的中心校,镇子那么远,又不能住校,不得不抽出一个劳力,去镇上租房照顾孩子。这笔花销是巨大的,何况家里的劳力本来就那么少,现在走了一个,农田抛荒在所难免;以前只有那些实在长不出庄稼的地界才不得已让它荒掉,而今种了若干代的田土也荒了,是“熟荒”。学校久无人去,操场上长满齐人高的桐蒿,教室外的空地上,杂草茂密,蚂蚁成堆。那里背靠大山,前面是口堰塘,地气阴湿,现在没学生打扫,又无人气,喜欢阴湿的生物便肆无忌惮地在里面爬行和打洞,即便在阳光底下,站在远处看学校,身上也发冷,总感到有条蛇正往裤管里蹿。没过多久,校舍的木椽塌了腰,地基也沉了一块。再这么下去,它肯定会垮掉的。
  村里人都不愿它垮掉,就算彻底失去了学校的功能,也望它留着。这学校有多少个年头了?解放前就有的!它不只是村里的一块土地,还是村子的魂,没有它,这个古老的村庄还能到哪里寻找希望?几个人牵头,去找政府出资修缮,镇上的领导没理。一所废弃的学校,还修它干吗?集资修缮吧,又人齐心不齐,有些人叫得比谁都厉害,可真找他要钱,他的血就冷了,喉咙也哑了。
  保住校舍的唯一指望,似乎都搁在蒋贵身上。蒋贵发了大财和到处建希望小学的事情,他们从电视上看到过,相信蒋贵一定会回到家乡,把学校建得漂漂亮亮的,不光是修缮,而是推倒重来,建成坚固的钢筋水泥的楼房!跟他撒到别处去的钱财相比,修几间水泥楼房不就是九牛一毛的事吗?
  可蒋贵一直没有回去。
  自从把母亲接进城,他就一次也没回去过。
  村里人盼蒋贵把眼光都盼老了,还不见他的踪影,就想:蒋贵多半是恨这个村子了,当年真不该斗他母亲。
  可话说回来,不斗行吗?他母亲杨大珍是地主,怎么能不斗呢?
  只是不该斗那么狠。
  但又一想,斗杨大珍实在说不上狠,开始只让她弯腰站几个钟头,后来跪了石坝,跪了柴块,这算不上什么!你去这架大山上访一访,有哪个村的地主没跪过石坝和柴块?有的还挨打呢!山顶上有个姓洪的地主,不就被打狗棒打折了腰吗?而杨大珍从没遭过这样的罪。可以说,她生活在这个卧于半山的村子里,是相当幸福的。蒋贵真不该记恨。人家洪家儿子就没有记恨,洪家儿子后来念了大学,在市粮食局上班,空了,就回老家看看,尽管他在老家已无活着的亲人。他没有蒋贵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但见了乡亲,都是该叫啥叫啥,自己不抽烟,身上却经常揣着烟,散给乡亲们抽。
  或许,蒋贵也跟洪家儿子一样,并没有记恨,只是他忘本了。
  他在电视上的名字叫周世京,但老辈人谁都认得出来,他不是周世京,而是蒋贵!既然连父姓也可以抛弃,乡亲和养育过他的这块薄瘠的土地,又顶得上什么呢?
  最后的结论,大家意见统一:蒋贵忘本了。

  乡亲们对他的看法,蒋贵自然一无所知。但他有时会去揣摩,那是在夜深人静、身边也没女人的时候。他住的地方都很平常,有段时间住在一栋居民楼的顶层,屋外有块平台,城市睡过去后,他便搭把凳子,放到平台上去,抬头望天。城里和他老家,有着同一个月亮,可看上去它是那么不一样!城里的月亮就像城里的夜灯,干暖,虚幻,朦胧,而老家的月亮带着可以触摸的水质,亮得能把人吸进去。月亮如此,星星也如此,城里的星星是稀少的,静止的,而老家的星星多得像要被挤下来,喧闹流转,如闹市上的人,一刻也没消停过。于是他就不再望天,只低头去想老家的人。
  他记得住老家的每一张面孔。
  这些熟悉的面孔,此时此刻如果还没睡去,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在某一个神秘的瞬间,想起村里曾有他这么一个人?村民闲聊的时候,会不会议论到他?
  他相信一定会的,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说。各种说法都是可能的。他把那些可能性都揣摩一遍之后,往往把双臂抱在胸前,腰板挺直地坐上一会儿。正是在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多么孤独。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会这么孤独了。可是他没有孩子。他告诉别人:我不结婚的唯一理由,是怕要孩子。
  他说我自己可以不要孩子,但没有权利让妻子也不要孩子。
  我怕养不好孩子——这是他的口头禅。
  你把孩子全托给贵族学校,他们会帮你养得好好的。
  采访他的人这样说,他身边的人也这样说。
  对此,蒋贵只是含糊地哼一声了事。
  他说不出更多的话,因为每每提到孩子的话题,他就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动耳朵!这时候,他的脖子会轻轻扭动,头摆来摆去。他的脖子没有问题,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一种事实:他的耳朵在长长的头发底下跳舞。尽管看不见他的耳朵,但头部两侧的鬓发却在交替耸动,当他扭动脖子,人们就注意不到这个细节了。
  抱着双臂坐在夜晚的平台上,只要想到孩子,那个遥远的声音也会传过来,让他的耳朵乖乖地服从。他挣扎着跺一跺脚,把梦境撕破,让耳朵安静下来,再站起身,进屋睡觉。
  他睡觉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开着灯睡,且是雪亮的大灯,从夜开到明。
  他厌恶黑暗。要不是为了看月亮,他根本就不会坐到黑暗里去。

  C1

  当年的乡村,要是没有太阳和月亮,就只剩下黑暗了。煤油灯的光焰照不出屋子。挖那口木梆,蒋贵是在黑夜里工作的,也是在黑夜里搂着它,将其藏进不见天日的山洞……我记得蒋贵那时候总喜欢往黑暗里躲,他后来对黑暗的厌恶,是对故乡的厌恶还是对过去的厌恶?我说不清。
  我同样说不清的是,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蒋贵,他就是喜欢跟我套近乎。
  高出两层院落三十米处的山体上,横着一条渠堰,在东边的田地里干了活,西院人都是匆匆忙忙穿过瘦瘦的堰堤,直接走到西院上方,再下一坡杂草丛生的土路,就进院坝了。这会省下不少路程。他们赶回去,是要去自留地里忙碌。给集体干活只要不迟到早退,中途尽可磨洋工,妇人们挖下一锄,往往就停下来,将下巴搁在锄把上,重复那些说了一辈子的闲话。男人没那么多惹是生非的闲话,但可以利用裹烟、抽烟的机会,围坐在田间,摆些天远地远的龙门阵。他们就这样耗在集体的地里,从日出到日落,只等王大爹下令收工,把工分一评,就向家里奔去,即便天已黑透,也扛着锄头,提着尿壶,去自留地里松松土,淋淋庄稼。自留地才是身上的肉,才跟自己贴心贴肺。村里人都这样,唯蒋贵是个例外。许多时候,从村东的坡地上收工回来,蒋贵都绕道从我们院坝里过。那时候,我往往在家里做作业。我自己并没感觉到,但村里人都说我是最喜欢学习的孩子,且至今还以我为榜样教育他们的子女,说过春节的时候,外村来了车车灯或别的什么稀奇,我都拒不出门,躲在家里看书。我真是这样吗?果真如此,证明我从小就会装模作样了。蒋贵一步跨进我家高高的门槛,说,天麻黑了,你还不点灯?你这样会把眼睛搞坏的。
  他说得没错,书上的字像随白天一同沉睡了,我要费很大的精神,才能把它们唤醒。
  但我不想理他。
  要是以前,他会给我表演动耳朵,那样我就会笑,他也会乐,但现在我没让他动,他就不能动。即使动我也不笑。他有些尴尬,拿上我的语文书,像老师那样摇头晃脑地说:我考考你啊。
  我不想让他考。我觉得他不配考我。但好胜心激励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等着他的考试。
  他指着一个字,这个读啥?
  我说了。
  不错,这个呢?
  我又说了。
  果然不错,他说,然后又指向下一个字。
  他一次通常考我十个字。
  很久过后我才明白,他本一字不识,他是来跟我学的。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不仅记住了那十个字的发音,还能一笔不错地写出来。久而久之,他能认很多字了,在田野上遇见我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并再次叫我们认。那些字本来是我教给他的,可有一些我已经忘记了,他却没忘记!
  这样就倒了过来,我成了学生,他成了老师。
  他的那股得意劲儿相当感染人,围着我们不认识的字,像巫师一样跳来跳去。
  后来,他开始用会认会写的字编儿歌,有一首我至今记得:
  “妈妈结婚我打锣,经过外婆门前坡,外婆还在摇篮坐,舅舅正在摇外婆。”
  这首儿歌让我们把腮帮都笑痛了——蒋贵终于又找到让我们快乐也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了。
  他的快乐真是药去不掉,刀也割不掉的。

  哭和笑都促进消化,而我们吃下的那一点儿东西,实在经不起消化。如果父母听见我们大笑,会严肃地训斥:再笑一声,晚上别端碗!父母是对的,因为我们每次笑过以后,都感到特别饿。我们全身最敏感的器官,是胃,于是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这个看不见的器官。但胃并不领情,常常深更半夜把我们叫醒,逼迫我们去想明天到哪里弄吃的。真是找不到地方了,能吃的树叶剔尽了,能吃的树皮也剥光了,如果泥土和石头能吃,我们那架数亿前年生成的大山,恐怕早就从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消失了。我当时不满十一岁,却能一口气喝下七大碗稀饭。说是稀饭,其实与饭无关,只不过里面撒了几颗米或一团野菜,等同于清水。常年喝这种水,把我们的肚皮撑大了。七碗喝下去,肚皮亮得能看见肠肝肚肺,但几泡屎一屙,它就消下去,消得像是没有肚皮。
  黑色的纸壳喇叭壁钱一样粘在墙上,我老是记得,当我的肚子跟后背连成一张皮,喇叭就会叫起来,我听到一连串的人名,接着听到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别的大好形势,我不大懂,也不关心,但粮食丰收的意思我是懂的,我抬头望着喇叭,嘴尽量张开,好像这样做,那些可亲可爱的粮食就能流进我的肚子里。然而,广播结束,整个山村陷入沉寂之后,我才发现,那些丰收的稻谷、玉米、小麦、大豆和高粱,全都只装在喇叭里。
  有一天,我趁家里无人,站上凳子把喇叭取下来,用刀划烂,结果里面并没有粮食,只有几根细细的铜线和密密麻麻的、比米粒还小的锡。
  但信不信由你,那时候我尽管很失望,却一点儿也不悲伤。我甚至从没因挨饿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想到了世界人民。那里人民的悲惨境遇,广播里几乎也是天天要说的,最常用的词,除了“铁蹄”,就是“水深火热”。我会把这些词具体化,想象上了铁掌的高头大马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人群中飞奔;想象他们全都站在河水里,水已过喉,随便一缕风浪,就会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就算你有能力跳出水面,也没有用,河岸烧着绵延的大火!这样的日子他们都在过,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早就戴上红领巾了!桂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的嫩骨头里充满了力量。
  当然,怜悯了美国人民,接下来还是要关心自己的肚子。我走进山林,一边割牛草,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野果。那时候镰刀好像也饿,我没把野果寻到,它却喝我指拇上的血。我左手上这些至今还鼓棱着的肉疙瘩,就是被镰刀咬伤的。
  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吃肉。村里不准私人养牲口,猪都养在公猪圈里,除上交国家外,还剩下几头,杀剥之后,每家每户也能分得一点儿,但实在少得可怜,一个春节也过不出头,就没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去想肉味。是不敢想。一想起来就会被迷住,进而浑身瘫软,啥事也干不了。
  然而,在我们连想一想肉味都怕的时候,蒋贵却吃上肉了!
  那是秋季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碰上蒋贵,他跟我是迎面而来的,还有老远,我就看见他的嘴大开大合。他的嘴一动,我的肚子就叫起来。那是下午四点过,我们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这么长的时间,就吃过一顿早饭;但这并不是说,回了家就能立即吃上午饭。那时候只吃两顿,第二顿饭要等天黑以后才做。蒋贵怎么这么早就把第二顿饭吃了?
  我俩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嘴也动得越来越嚣张,整个腮帮都在大幅度地一瘪一缩。
  而且我分明看见了,他嘴里可不是普通的饭,而是一片肉,淡紫色的瘦肉!
  他给我打招呼:放学了?
  我说嗯。我的声音像蚊子叫。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咀嚼的声音响亮而欢实。
  没走几步,我听到啪的一声。那是他嘴唇发出的声音——把东西往外吐的声音。
  我转过头去看。他也斜睨着我。
  他用手清理着嘴角,说,嗨,这家伙太难吃了!
  接着又啪啪啪地吐了好几下。
  为这件事,我受到的伤害让我铭记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有肉吃,刺激了我,让我沮丧,却没伤害我,可他竟把那么好的东西吐掉,还故意吐给我看,还说难吃!几年过后,我去县城读高中,某个周末,一个初中同学来找我。他在另一所高中念书。吃中午饭时,我给他买了份烧白——我自己只打了份小菜,虽然那时候生活条件好些了,但一次买两份肉,对我而言还是极大的奢侈——刚吃一口,他就不停地哈气,说他妈的咸死了,要把人咸成盐肉了!然后把烧白全都刨进垃圾桶。看着他筷子捣动的样子,我就想起了蒋贵,并且从此再不跟那个同学来往。
  如果,当时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斗争蒋贵和他母亲,受到的伤害就不会那么深,可我想的不是这个。我完全忘记了他爸当过白军,他妈是地主,我只把他当成了一个正在吃肉的人。

  我真希望找个人倾诉。跟父母是没法倾诉的,他们都太世故。我第一次命令蒋贵跪在院坝中央动耳朵之后,父亲打了我一顿,打得极狠,先用铁火叉打屁股,然后用棕绳将我两只手腕合在一处,吊在房梁上。为此他找了个借口,我把邻居家的南瓜叶当牛草割掉了,邻居破口大骂,骂声一起,父亲就开始打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为这件事。我父亲偷过队里的麦子,也偷过别人自留地里的青菜,那时候偷盗是每个人都干的,算不上耻辱;至于咒骂,肚子都填不饱,还怕骂?父亲打我的真正原因,是他觉得我不该以那样的方式对待蒋贵。父亲每次赶场回来,只要碰上蒋贵,蒋贵都接过他的背篼,不管背篼有多沉,他都送到我家的街沿上,水也不喝一口就离开了。我父亲就被这些小恩小惠收买。我不是怕父亲,而是看不起他,心里有了想法,根本不屑于给他说。
  至于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除了听我号令,还能出什么主意呢?
  真正能把我的话听进去,并且能给我切实帮助的人,只有桂东风。
  可是桂东风现在不在村里了。他连续三年都没考上初中,他爸只好为他另谋出路。当时,公社成立了一个川剧团,要招人,桂东风就进剧团唱戏去了。剧团不是随便就能进的,他爸给剧团领导不知送了多少只鳖。他爸喜欢钓鱼,也喜欢捉鳖,放暑假后,大热的天,他扛着钓竿,提着麻袋,下到河底,从早钓到黑。他随身带着一只盐罐,将钓到的小鱼剖开,抹上盐,摊在石板上烤,无需多久,肉就烤熟了。鳖是很难钓到的,只能捉,到傍晚时分,鳖们从水里警觉地爬上来,闻到人的气味,又迅速钻进沙地里,一般人认不出哪片沙地下有鳖,桂东风他爸却一认一个准。他说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有自己的路,把路给堵死,就只有乖乖地听你安排了。遇上变天的时候,他可以几袋烟工夫捉上半麻袋鳖。他是有名的好吃嘴,钓再多的鱼,捉再多的鳖,都一个人吃独食,一次吃不完,就养在缸里,下次再吃。可为了儿子的前程,他忍痛割爱,很长时间都没喝过鳖汤了。桂东风进剧团后,一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听说他在里面刻苦练功,既练嗓子,也练腿脚,他爸给我们上课,经常说到他,说现在的桂东风,一个扫堂腿能放倒四五个壮汉。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的脸上就发烧,烧得脸皮能卷起来。我一边发狂地妒嫉他,一边又从骨子里依赖他。
  离开了桂东风,我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但我不甘心就此罢休。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桂东风他爸,也得感谢粘在墙上的喇叭——我家的喇叭被我划烂后,父亲又去领了一个。犯这么大的错他也没打我,把蒋贵叫到院坝中央动耳朵,他却把我打那么狠——是他们帮助我醒过神:不对呀,贫下中农都穷得舔脚板,蒋贵哪来的肉吃?
  这天清早,天还没亮明白,我站在自家街檐底下搓眼睛,看见王大爹提着裤子往茅坑跑去了。他家的茅坑挖在屋后的虚楼底下,需从院坝边下二十余步石梯才能过去,于是我去院坝边等着。王大爹回来的路上,神态庄重,目光深邃,因为他马上就要去敲木梆了。
  我拦住他,王大爹,我给你说个事。
  啥事你快说。
  我打断或者说破坏了他敲梆前的情绪,让他明显有些不耐烦。
  蒋贵哪来的肉吃?
  王大爹亮了一下眼睛,你看见他吃肉了?
  我看见了。
  他笑了笑:那不是肉。
  没等我作进一步说明,他就进屋去了。
  接着梆声响起。梆声和往天一样沉醉。
  身为队长,对我反映的重要情况如此轻描淡写,让我既迷惑又震惊。
  我分明看见蒋贵吃的是肉,淡紫色的瘦肉,他竟然说不是肉!
  多年以后我才慢慢领悟,王大爹跟蒋贵一样,在村里是很孤独的。他们身份上是敌我,其实互为知音,互相欣赏。我甚至怀疑,蒋贵把未出世的木梆藏进山洞,王大爹也是知道的。这可以从王大爹的死得到部分证明。王大爹虽然很年轻的时候腰就得脊椎病佝偻了,但他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肠胃差一些,让他早上去茅坑时闹出特别大的动静,真说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毛病,他连感冒也很少得。可是,土地下户不需要他敲梆之后,他就明显老了一层,主要是腰,很厉害地勾下去,仿佛以前佝偻的程度,是为了让他有足够的高度能够敲梆,现在不敲梆了,也就没必要保持那种高度。尽管如此,他的身体依然是结实的,他知道,虽然木梆不再敲响,但除他之外,这村里还有一个人,不需要敲,也能听到木梆发出的乐音。可那个人抛下村子进了城,他一走,王大爹一下就不行了,别说像往常那样上山锄地,就是在院坝里挪动几步,也气喘得像要把肺吐出来。又过几年,有人找到了蒋贵藏在山洞里的木梆,就在将木梆的残骸和那窝老鼠一起烧掉的当夜,王大爹过世了……
  王大爹不支持我,我只有去找别人。
  我以庄严的口气向他们宣布,你们知道不,蒋贵有肉吃!
  谁知那几个瘦猴一样的家伙听后,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说,我们知道,蒋贵早就给我们表演过了。
  表演?
  他吃的是松树皮!
  好几天来,我胸膛上都扣着一口铁锅,又沉又闷,现在这口锅揭开了,我听到血液奔流,感到呼吸畅快。但紧接着就是愤怒:蒋贵欺骗了我。蒋贵竟敢欺骗我!
  我说,收拾他!
  瘦猴子们把嘴合拢,积极响应。
  这是我没有桂东风作后盾第一次跟蒋贵正面交锋,有些紧张,更多的却是豪迈。那天我领着四个孩子,在渠堰上把蒋贵拦住了。蒋贵喜笑颜开的。我说蒋贵,你还有肉吃吗?他说有啊,当然有,我正准备吃呢。说罢从荷包里掏出一片来。那真是老松上的皮,只是剔掉了最外面一层,看上去跟瘦肉相似。我暗自高兴,说你快吃啊。他嘴一张,将松树皮塞了进去,舌头搅来搅去的。他搅舌头的时候就打算走,可是我们不让他走,我们说你必须把它吞下去。他的舌头又搅了几下,说吞了。其实没有吞,我们谁都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腮帮是鼓着的,说话口齿也不甚清楚。我往前一站,像画报上那些小闯将一样,握着拳头说,你休想骗我们,快吞下去!蒋贵看着我,那眼神里的乞求,我是今天才读懂的。我说快吞啊,要不然,今儿晚上就斗你妈,连着你一起斗,从天黑斗到天亮,让你一直动耳朵,把你的耳朵累死!让你妈先跪柴块,再跪弯刀!蒋贵的脸皮绷紧了,如同一块橡皮筋被猛地一收。随后他的嘴撅了几下,脖子伸了几下,说真的吞了。我不信,要他张开嘴。他把嘴张得不能再大了,我凑过去,看到了颤动的舌根,也看到了黑洞洞的喉咙,的确没有松树皮。
  他说相信了吧?
  我笑起来。我一笑,伙伴们也跟着笑。
  蒋贵再次把我们逗乐了,他像英雄似的,手舞足蹈。
  我们给他让开路,他乐颠颠地回家去了,一路还哼着歌。
  从那以后,蒋贵每次碰见我们,都自觉地把松树皮吃进肚里,吃一片我们不笑,他就吃两片、三片,最多一次吃了七片。他跟我们说话,总是满口的松油味儿。

  C2

  很长时间以来,蒋贵常常搬家,不只是在一座城市里搬来搬去,还从此城到彼城,甚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比方说,他的生意在大连做得风调雨顺,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任何理由地,要将大本营搬到南京去。每次搬家都会脱掉一层皮,但蒋贵甘愿领受。让人困惑的是,几乎每次搬家,他的事业都会在很短的时间恢复元气并走向新的高峰。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都说他是商界天才。
  三年前,蒋贵终于在成都定居下来,事业也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他就像一条穿越万千峡谷的河流,到达了宽阔成熟的大海。有人觉得,这时候让蒋贵吐露一些经营诀窍,他应该不会拒绝的吧;毕竟,他年龄大了,又无子嗣,除老母外,也无别的至亲;至于那些远房亲人,早在解放之初就断绝了来往,几十年的岁月,让他们彼此消失。他也没有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有一个助手,跟他干了十六年,兴也好,败也好,那助手都站在蒋贵身边,蒋贵也特别信任他,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办,但他们绝不是朋友。十六年来,助手从未进入过蒋贵的内心。
  可以说,蒋贵的事业在他本人过去之后,就会画上句号。
  除非他把经验说出来,让别人分享。
  恰逢有一个记者,蒋贵到成都定居的次年,他找上门去,希望采访蒋贵,为他写本书。这个记者为许多权贵都写过书,因而并不怎么把蒋贵放在眼里,他在蒋贵的办公室坐下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说:周先生,我给你写二十万字,你付我多少钱?
  蒋贵的眼袋跳了两下,很疲惫的样子。
  他说,你来是为这事啊,你电话上不是说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
  记者说,这就是生意啊。
  蒋贵若有似无地点了点头说,可惜我不做这生意。
  这个记者精力充沛,惯于激动,唾沫星四溅地说了一大通道理,最后作了总结:周先生,你现在已经不是你,你是整个社会的财富,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富,作为作家,我有义务用我的这个东西——他指了指自己带来放在写字台上的笔记本电脑——把你的人生经验和高尚品格写出来,奉献给全社会。
  蒋贵就很不理解了:既然那是你的义务,为什么还要找我收钱呢?
  记者瞪大眼睛,因为他比蒋贵更迷惑。他把写字台对面的“周先生”瞪了好一阵,终于低下头,忙忙碌碌地在自己电脑包里掏,掏出了厚厚一沓合同书。
  就是他给那些权贵写传记时签下的合同。他站起身,弯腰递给蒋贵。
  周先生你看看,他说,这都是些什么级别的人物!这本来是保密资料,但我可以拿给你看。我给他们写书,二十万字一般都收价三十万,给你写我可以便宜一点;再便宜,二十万你得给。周先生你虽然不能跟他们比,但你自己首先不能太不把自己当回事。
  蒋贵似乎没有注意他那一番比较,更没伸手去接那一沓合同书。
  他只是平心静气地问:照你这么说,一个字一块钱?
  是呀,记者连忙应答,你是为社会做贡献,我也是为社会做贡献。
  又说,对周先生而言,二十万根本就不叫钱。
  说罢他笑了,谦卑地笑,并摸出一份新的合同,推到蒋贵面前,让他签字。
  蒋贵看也没看一眼,对他说:这本书我不要你写二十万字。
  行的行的,记者说,三十万字、四十万字、一百万字,都没问题!
  我不是让你往多处写,是让你往少处写。
  记者皱了皱眉头。
  蒋贵说,这本书你只写一句话就够了。
  一句话?
  对,就一句话。你就说:他是凭气味生活的人。
  蒋贵扳着指头数,接连扳了三遍,才对脸膛紫红的记者说:一共是九个字,如果你在后面加上个句号,就是十个字,你应该收十块钱,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言毕蒋贵去兜里摸钱。
  就在这时候,记者将电脑装进提包,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
  还没走到电梯门口,他就骂开了:神经病!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什么亿万富翁、大慈善家,全他妈江湖骗子,全他妈操蛋!
  这个记者骂他,蒋贵是听见的,但他并不怎么生气。究竟是不是江湖骗子,他自己也说不清。每当捐出一笔钱,他都感到一阵战栗般的快意,捐的数目越大,快意越深。他明白这快意的性质,却不愿意去分析它。至于说他铁公鸡,似乎并不过分,特别是就他对待自己而言。他在成都买的房子,只是普通的商品房,室内也只像普通人家那样,简单地打整了墙壁和地板。在他的屋子里,既看不到名贵家具,也看不到名人字画。他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沙发。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不请保姆,母亲在身边,就是母亲收拾家务,母亲不在身边,他吃饭不是去低等饭馆,就是叫外卖。一旦离开了他的社群,就没有人看得出他是富翁,许多时候别人还认为他很穷,他在饭馆里要一份水煮牛肉,要是牛肉偏少,他会把老板叫过来,两根筷子在里面搅,让老板亲眼看看值不值那个价。外卖店的服务生给他送饭去,他也从没想到过给人家几文小费。
  这些都是事实,蒋贵自己也承认的,这个记者说得没有错。
  然而,那个胸脯厚实的记者毕竟太性急了,他没有把蒋贵说的那句话往深处想,因而错过一次绝好的机会,否则,说不定他能写出一部真正的作品,让自己名利双收。

  蒋贵说的“气味”让人误解,以为是指松油味儿。我相信,在蒋贵的“气味”系列里,松油味儿肯定包括其中,还有他去县城混的那段时间,住在随时准备垮塌的破屋里闻到的老鼠味儿,甚至还有别的什么味儿,但都不是最主要的。
  ——他主要是指女人的气味。
  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被女人的气味打败了。

  D1

  有年初春,一个穿着十分破烂、胳膊奇长的陌生女子来到我们村。王大爹怕她是特务,正准备让民兵将她捆进公社,女子哭起来,说自己是通江人(通江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但谁也没去过),丈夫开山时被石头砸死了,遭公婆嫌弃和打骂才跑出来的。她还把裤子捋上去,直捋到大腿根,让我们看。两条腿上密布着烙印,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在溃烂。王大爹起了怜悯心,说不捆你了,你反正都跑到这里来了,就跟了我们村的人吧。王大爹的口气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就跟他敲梆之后安排活计一样。可在这村里,除了蒋贵,该结婚的都结了婚。王大爹说,那就跟蒋贵算了!
  女子跟蒋贵过了半个月,蒋贵却突然说不要了!他把家里仅剩的半坛米都装进口袋,让女子带走。女子不愿意走,又去找到王大爹。
  怎么回事?王大爹问蒋贵。
  蒋贵说,我们俩合不来。
  合不来?两口子之间有几个合得来的?吃一锅饭,睡一铺床,日里夜里不是碰头就是碰脚,谁不会碰出几个疙瘩?要是合不来就散伙,天底下怕是找不出几对长久的夫妻!
  蒋贵不言声了。他知道那女人是王大爹像安排活计一样安排给他的,他不要,就会得罪王大爹。王大爹他当然不能得罪,但在这件事上又绝不能依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对女人说:你爹妈还不知道你的下落,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陪你回去一趟,也让你爹妈放心。女人闻言,两张嘴皮直发颤。她已经跑出来三个多月,不仅爹妈不知道她的死活,两个幼小的女儿也让她想得心痛。她早就想回去看看了,之所以不愿走,是怕丢了蒋贵,既然蒋贵愿意跟她一块儿回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一去,蒋贵从村子里消失长达十个月之久。十个月后,他独自回来了。
  村里人去西院看他。他似乎变得更年轻了。但人们关心的不是这个。
  我们都以为你在那边生根长苗了呢。几个妇人对他说,你妈想你想得眼睛都快哭瞎了。
  蒋贵嘿嘿嘿笑。
  其实,不仅是他妈想他,我们也想他。十个月看不见他动耳朵,我们都快渴死了。特别是开斗争会的时候,不能把蒋贵提到院坝中央,让他跪在地上动耳朵,是很没有意思的。再说,自从蒋贵离开后,王大爹像是丢了魂似的,像是害怕没人把杨大珍背回家似的,斗争会开得比以前少了许多,而且十分潦草,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就让大家自由发言。桂东风不在身边,我也就提不起那个劲头去督促王大爹,同时也提不起劲头去命令杨大珍跪石坝、跪柴块。
  妇人又问:你孩子差不多该满月了吧?
  这下蒋贵红着脸。不是羞涩,而是莫名的紧张。
  孩子……他说,哪里去找孩子呢……
  他的确没有孩子。他去通江,并没跟女人住在一起。他本打算把女人送回家就转来,谁知道一去就走不了。是他自己不忍心走。通江的穷,让他震惊。他原以为我们那架山是天底下最穷的,没想到穷跟富一样,没有底,通江就比我们那里还穷,是真正的穷山恶水,连条像样的人行道也没有,难怪那女人跟她的乡亲们一样,胳膊都那么长;一出门就在笔陡的山岩上攀援,胳膊短了可不行。更让蒋贵吃惊的是,通江人至今不会用牛耕田!他们耕田都是靠人力,一人拉犁,一人扶把。人的力气当然不如牛,犁下得浅,田耕得甚至比不上古人的鸟耕,古人聪明地留下一点作物不收,黑压压的鸟群落在田间,千百张嘴啄来啄去,田就被耕过了;鸟耕得细密、周到,而通江的人耕则十分草率,如果家里只有女人和孩子,田地大多是板结的。田耕不好,庄稼就收不好,他们穷,不只是因为山高土薄。蒋贵便在女人所在的乡里活动,四处为家,教他们用牛耕田。
  十个月里,他不仅教会了他们牛耕,还教会了他们烧窑。那时候的通江人很多还住茅草房,山上的树木虽然不少,可自然环境恶劣,树跟人一样营养不良,长得歪七拱八,想找根端正的梁木,得去山林里寻视好些天。这里最好的造房材料就是砖。但通江人不会烧砖,蒋贵活动的那个乡,连一孔窑也没有。他便领着一群人挖窑。不过他很快发现,这里人不懂烧窑,并不是笨,而是挖不下去,砖窑至少要挖七八米深,可这里最多挖下两米,就遇上坚硬的石头。蒋贵觉得很丢脸。他把大话早就丢在前头的,而且当地人早把他当成了无所不能的天使。别人把你当天使,你就只能一直把天使做下去,否则你就变成魔鬼了,连人也算不上。蒋贵跟他母亲一起做了多年的魔鬼,害怕了,于是逼着自己去做天使。他硬着头皮说,实在挖不出窑,也可以烧砖,我们就在平地上烧!七八次失败后,他居然真的在平地上把砖烧出来了。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烧砖方法,叫烧平窑。我们那地方现在都是烧平窑,既方便,所需柴火也比先前省了一半。这方法就是蒋贵发明的。
  那些日子,蒋贵被各个生产队请来请去,待为上宾。但干了那两件事,他就要回乡。
  当地人不让他走。蒋贵说,我得回去了,我只有这点本事给你们。
  当地人请那个女人去留他。那女人是个聪明人,她心里明白,蒋贵之所以愿意在这里逗留十个月,不惜淌下一潮一潮的汗水,白天黑夜地帮助她的乡亲们,就是为了提高她在乡里的地位,让她往后的日子好过些,但要她留住蒋贵,是不可能的了,虽然她并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女人只是给蒋贵煮了两个荷包蛋送去,没说一句挽留的话。
  当地人见蒋贵执意要走,以为他是嫌弃那女人已有两个孩子,给他许诺:我们再给你找别的,找长得最乖最乖的黄花女!蒋贵回绝了……
  我们村的人,大多不相信蒋贵说的话。没跟女人住在一起,可能吗?他们猜想,那女人肯定在坐月子,等她把月子坐满,就会抱着孩子过来。她不过来,蒋贵也会过去。
  然而,女人终于没有来,蒋贵也没去。
  蒋贵在村里过着既往的日子,见到我们,就吃下几片松树皮;我们命令他动耳朵,他就动耳朵;冬天到来的时候,他就替母亲一次次地往街上背柴。
  着迷于王大爹的梆声,听不清王大爹安排活路,杨大珍老是骂蒋贵“不孝的畜生”,其实他是远近闻名的孝子。要是没有蒋贵,就算斗不死杨大珍,她也会在山道上摔死。那时候的会特别多,除了斗争会,还有别的会,从上到下都如此。村里人能够感知到的最上层,就是公社,公社干部好像天天都有会。我们那里的冬天特别冷,即便不下雪,山坡上也到处挂着碗口粗的冰棱子,地上的寒霜把草根都冻死了,脚踩上去,稍不小心就滑一个仰八叉,要是没东西阻挡,会一直滑向山脚。在这样的天气里开会,实在不是好差事。但公社干部自有办法,开会的头一天,就通知“分子”们轮流背柴去,开会的时候,围成一圈,在中间烧起红艳艳的火堆。全公社的“分子”本来不少,但会议开得那么频繁,转眼间又轮过了一遍。我经常看见蒋贵替母亲背柴上街。路程那么远,天刚亮他就出发,打杵的末端钉着钉子,鞋子上密密匝匝地捆着稻草绳,嘴里吐出白雾,一步一探地下山去。天地沉默。那沉默也是白色的。在一片白色的沉默中,只响起蒋贵的心跳声……
  这天,村里人又看见蒋贵替母亲往街上背柴,就聚在一起议论开了,说蒋贵那次去通江竟然待了十个月,证明那女人是想让他做上门女婿,而蒋贵丢不下母亲,不愿意做,两口子才散伙的。
  但王大爹没参与议论。我父亲也没有。他们古怪地沉默着,仿佛猜透了蒋贵的秘密。

  那秘密就是:蒋贵被那女人身上的气味打败了。
  是的,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被女人的气味打败了。
  这与他母亲有关。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初中二年级学生。
  暑假的某一天,我从外婆家回来,见父亲一个人留在家里破篾条编背篼。父亲问了外婆的身体,我就准备进屋做作业,但父亲说,你杨娘娘昨天送了几个梨来,放在饭桌上的,去拿来吃。
  有梨吃当然好,我自己拿了一个,也给父亲拿了一个。
  杨大珍屋后的那棵梨树,是她亲手种下的,每年初秋,青色的梨子挂满枝头,吃起来又泡又甜。不过,她对梨树拥有自主权,只是近两年的事,以前它成了桂东风的私产,桂东风四岁的时候就会爬树,每年梨子成熟,他就爬上树去摘掉,只有跟他关系特别好的,或者他需要赏人梨子来表现自己权威的时候,才给别人吃。他曾经奖励过我的半个梨子,就是从杨大珍的梨树上摘来的。桂东风去了公社剧团后,对梨树的特权被我接管……此时此刻,我坐在父亲身边,吃着杨大珍送来的梨,突然涌起一种特别怪异的感觉。我觉得杨大珍是故意送梨给我们,让我自感羞辱。但这么想似乎也不对,因为她并没给桂东风家送梨。她挑最大最好的几个梨,送到我家来了。
  父亲吃梨的时候,目光异样,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又不便启齿。上中学过后,我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简单地说,青春期正折磨着我,我觉得这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宗事,都可能给我带来伤害,因此不敢面对外界,只往自己内心里看,就像刺猬在受到攻击或可能受到攻击时蜷成一团,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不想探听别人的秘密,何况是父亲掌握的秘密。我更害怕父亲问我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尽管我在外的生活很正常,成绩也相当好。
  我说爸,我做作业去了。
  父亲满满地咬下一口,在我就要起身的瞬间,他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再歇口气吧。
  我还没表态,他就打开话匣子把我套住,生怕我离开似的。
  他给我讲了一件旧事。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因为我父亲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夏季的某天夜里,村里以王大爹为首的一群孩子,去西院听人讲了一阵鬼故事,吓得毛骨悚然,就跑掉了,但并没跑散,七八个人结成一伙,在西院玩藏猫,可那天月光稀薄,随便往哪里一躲,都很难找到。藏猫的乐趣就在于能够找到躲藏起来的人,一次找不到,两次找不到,玩兴就淡了。王大爹说,去我们院子,我把我家的煤油灯端出来。一行人又往东院走。走到半途,看见杨大珍牵着儿子回来了。她是去东院请木匠明天来给她修门的。黑暗中不知是谁说:藏猫没啥好玩,还不如捉住地主婆玩。这话说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了,一哄而上,扭住杨大珍的胳膊,将她和只有四岁多的蒋贵推进了旁边一间空屋。这间空屋以前就是杨大珍家的,用来装粪肥,解放后也没拿出来分掉。屋子里漆黑,七八个人把杨大珍当成皮球,你抛过去,我撞回来。每次来回,杨大珍都差点儿倒下,不是撞的力量大,而是她儿子抱住她的腿。空气中有了血腥气,七八个人欢叫着,而杨大珍和她儿子都没有声音。没过多久,推搡的人也累了,杨大珍便被几个大些的孩子控制在墙角。
  可就在这时候,她的声音出来了。她求饶,尖叫,求饶和尖叫都很压抑,像有人捂住了她的嘴。
  我父亲那时候想,没人推她,她为什么反而要叫呢?他也凑过去,摸到了脊背上一块凸出的部分,他知道那是王大爹。然后我父亲顺着王大爹的手臂往前摸,结果摸到了杨大珍的乳房。
  王大爹那时候快满十六岁,他跟两个年龄相当的伙伴正在摸杨大珍的乳房。
  我父亲说,他当时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
  他悄悄地溜出来,疯跑回家,正碰上邻居举着篾篙火把去猪圈,他一把将火把抢过来,跑回了两院之间的那间空屋。
  突然出现的亮光,使三双手停止下来。
  蒋贵趴在地上,依然抱住母亲的腿。
  在蒋贵的鼻子跟前,横着一件血淋淋的东西。那是女人的东西。
  蒋贵看着这件从母亲身体上掉下的、他不认识的东西,眼睛都瞪裂了……

  D2

  那天父亲给我讲了那件事,说,这些事情都是孩子们干的。
  沉思老半天,又说,现在你大了,你自己去想想其中的道理吧。
  我能想出什么道理来呢。我只相信,往后的日子里,当时的场景蒋贵大概已经模糊,但那件东西发出的气味,一直活在他的心里。同时我想起王大爹曾对蒋贵说过的话。蒋贵要跟王大爹学敲梆,说学会后敲给村里的孩子听,王大爹说:“你想讨好他们,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球用也没有!”
  作为王大爹的知音,蒋贵或许领会了王大爹的意思,但并没有听从他。梦魇也让人着迷,而蒋贵的梦魇,自从那夜闻到母亲身上特异的气味之后就已经开始。可以猜想的是,他之所以跟通江的那个女人过了半个月就不肯过下去,很可能是那女人的身上来了——甚至也可以肯定,他后来的几个情人,包括小彭在内,在女人的特殊时期他也不许靠近。直到他进了城,那些沉睡的噩梦才丝丝缕缕地抽出来,才让他提到小孩时就紧张,也让他对黑暗感到恐惧和厌恶。
  既然畏惧孩子,可为什么又要拿出那么多钱建希望小学呢?蒋贵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理解不了他。
  我现在所关心的,是当蒋贵丝丝缕缕地抽出噩梦之后,又该如何对待他的母亲?

  蒋贵对母亲的孝顺,只有故乡人知道,进城之后,人们几乎就再也听不到关于他母亲的消息了。接受采访的时候,蒋贵偶尔会谈到母亲,可都是三言两语。
  多亏了那个受了羞辱的记者,他虽然没有顺着“气味”往深处想,但他敏感地注意到作为遗腹子的蒋贵在谈到母亲时超乎寻常的简略,既然他母亲还活着,他如此的简略就不合常理。记者浑身长着鼻子,四面八方一嗅,就嗅出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一家很有影响的情感类杂志上。
  一旦离开世代祖居的村落,脱离了那个特殊的环境,蒋贵对母亲似乎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种认识就是不认识。
  真的,他认不出母亲了。母亲还是老样子,可他认不出来了!
  他已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不叫妈的,反正是把母亲带进城不久的事。他喊母亲,是敲身边的物件,由缓而疾地敲,就像王大爹当年敲梆一样。母亲听到这声音,必然惊慌地转过头,这时候他再跟母亲交代事情。后来,他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事需要向母亲交代,买菜、做饭、清扫屋子,这一整套家务母亲早已做熟,而母亲需要知道和需要忙活的,也只有这些。于是,他就不再跟母亲说话了。
  母亲弄不懂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且变得这么突然和彻底,去他面前哭,求他说句话。
  他沉默得像一砣铁。只是多买了两台电视机,安装在母亲的卧室和她常去的阳台上。
  母亲天生就不是城里人,对电视有种骨子里的拒绝,因为电视里的人生与她毫无关系;她也不懂得结交城里的人——何况蒋贵常常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也没有留给她足够的时间去跟人结交,她孤独了,想老家了。她对儿子说,你把路费给我,我走!
  蒋贵就是不给她路费。不给路费也就是不让她走,就是把她晾在这里。
  其实母亲并非真的要走,儿子没结婚,又不请保姆,那些跟她的女人,也是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的,她要是走了,儿子不是连饭也吃不上了么?
  她不再说走的话,却跟儿子赌气:你不跟我说话,吃饭时我也不上桌,我就像佣人一样,躲到一边去吃!
  她不上桌,儿子并不请她上桌。
  久而久之,由赌气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久而久之,她也不说话了。
  家里是两个石头一样沉静无声的人。
  有天上午,蒋贵一个新结识的文化界朋友去了他家。那人是跟蒋贵偶然结识的,不知道蒋贵的财富,看到他住得那么简陋,并不吃惊。他在蒋贵那里坐了个把时辰,看了看表,说老周,十一点过了,我们去饭店随便吃点啥。蒋贵说,不需要,就在我家里吃。随即扬声喊:多做一个人的饭。这是对母亲说的话。很久以来,他终于给母亲说了句话。母亲在屋子里激动得落泪。但朋友不知道“老周”在对母亲说话,他进来后,没有看见蒋贵之外的任何人。他以为蒋贵请来的保姆躲在屋子里呢。可是,把饭菜端上桌来的,却是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身材很高,散发出一种凛然甚至嶙峋的气息,她挺直的腰板,与她满头白发和脸上密布的皱纹很不相称,因而更增添了那种气息。朋友纳闷了,周世京请保姆,怎么请这样一个人?这应该不是保姆,而是她的什么亲人吧?蒋贵把酒拿出来,是几块钱一瓶的高粱白酒,瓶盖弄丢了,用一团卫生纸塞住瓶口。蒋贵往两个酒盅里倒上酒,跟新朋友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但朋友并没急着喝,他还在等那个老太婆上桌来。在他家,即便是保姆,也是上桌跟主人一同进餐的。他转过头一看,见老太婆已经在吃了,她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生着黑斑的手抠住饭碗,碗里盖了薄薄的一层菜。朋友感到很惊讶,想叫老太婆上桌,但初来乍到,弄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把这话说出口。那顿饭他吃得非常不安。
  当他后来知道了那老太婆是“老周”的母亲,他就感到愤怒了。周世京那么节俭,曾给他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现在那种印象完全被颠覆。那根本不是节俭,而是怪癖,是作孽!
  在记者的文章里,用了“变态”这个词。

  蒋贵在成都定居后,干脆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
  那天他让助手把母亲叫进车里,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送到养老院去了。
  蒋贵本人是一个星期后才在养老院露面的,不是他想去,是被院长叫去的。
  院长说,周先生,你母亲天天哭闹,嚷着回家,你看怎么办?
  蒋贵说,家里没人照顾他,麻烦你院长,你教她打打牌吧。
  她那么大年纪,能学会?
  蒋贵说没问题,她脑子好使得很。关键是你要让她愿意学。
  院长为此绞尽了脑汁,也伤透了心。院长自己是不会打麻将的,他对麻将有相当强烈的反感。这与他的大学有关。当时他们寝室住四个人,除了他,三个都是麻将迷,每天夜里,他们都去外面拉一个人,在寝室的书桌上摆开战场。为了躲避那让他发疯的麻将声,他常常去通宵教室呆到深夜才回。而这时候,室友的战斗很可能是结束了,却在喝酒;有时候,酒已喝过,每个人都醉得一塌糊涂,横七竖八地歪倒在床上,吐得满地都是,臭气能把人熏死。他得把屋子里清扫了,再去校园的保管室里找来石灰(幸亏那间保管室从没关过),尽量把臭气除掉,才敢躺上床睡觉。他离家千多公里去读了四年大学,仿佛不是去学知识的,而是去跟麻将声和酒臭作斗争的。毕业多年,他独自待在书房里,一只打火机掉到地上,他也以为是麻将声,禁不住心跳加速。半年前,前任院长跟老婆闹得很僵,僵到几近离婚,心情不好,约几个关系好的去农家乐散心,摆谈一阵,前任院长提出打麻将,在场的只有四个人,他要是不上,场合就兴不起来。他那时候的心情很难受,要是不同意打,就对不起院长,说不定还会失去他的信任,问题就严重了。可是他不会打呀。他就这么说了。院长说不会打可以学嘛,这玩意儿又不是高科技,学几圈你就会了。于是他开始学。那是冬天,几人坐在院坝里,天上虽有太阳,但太阳很白,白得像是没有,个个冻得鼻子通红。这么冷的天,他竟然把汗水学出来也没学会。他不是没那个脑子,而是没那个心。
  可现在他刚刚坐上院长的位置,他要力争把工作干好;何况“周先生”的身份他是知道的,对这样的主顾更需好生侍候。于是痛下决心:把麻将学会,并且亲自把周先生的母亲教会!
  这时候他才发现,学麻将真的不难,只用了半个钟头,他就知道该怎么打了。
  那天他把杨大珍请到活动室,另外还找了三个人,他自己则坐在杨大珍的身后,教她怎样砌牌,怎样碰。但杨大珍的手一动不动。那情形不是他在教杨大珍,而是他自己在打牌。
  他去拉杨大珍的手,结果杨大珍反手给了他一耳光。
  杨大珍说,我没犯法,你们不该把我关在这里,我要回家!
  院长摸了摸脸,又空着手甩了几下,像要把委屈从脸上抹下来,扔到地上。
  然后他带着笑脸说,老人家,这里就是你的家。
  放屁!这不是家,这是牢房!你说这是家,咋不见我的贵子?!
  她把蒋贵叫贵子,人家都以为这是周世京的乳名。
  那次,蒋贵去看了他母亲,而且跟母亲说了话。
  他对母亲说,这里的人对你好,你放心住,我会经常来看你。
  就为“经常来看你”,杨大珍安下心来,而且很快学会打麻将了。
  但她输不起。院里的老人,麻将都打得很小,手气再霉,一天下来,也最多输十多块,可只要输上五块,杨大珍就赖着不给,还骂人。不久,院里没有人愿意跟她玩了。
  蒋贵知道了这件事,不定期地给院里会打麻将的老人数上一两百块钱,对他们说,我谢谢你们,你们别跟她计较。老人们高兴,争先恐后地去陪杨大珍,连那些只对下棋感兴趣的,也改作打麻将。杨大珍输了耍赖,老人们再不红脸,而是嘻嘻哈哈地说,好好好,没人找你要。
  她这样应该过得很开心了,可她并不开心。
  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候——这时候很可能正玩得起兴——她会突然间停下手,嚷着要见儿子。
  蒋贵并不如自己所言经常去看母亲。他去的时候很少,非常少。
  杨大珍见不到儿子,就开始装病。她的胃不好了,腰不好了,腿脚麻木了……有一次,她说自己眼睛瞎了,啥也看不见,院长顺手拿起枕头递到她面前,问她,这是什么?她翻着眼皮,说我不知道啊,然后挥舞两只手乱摸。看来她真是瞎了。院长打电话给蒋贵,蒋贵说他有事,派助手去了。助手刚在养老院露面,距守望的杨大珍还有二十多米,她便走过来,急切地问,你来了?我贵子呢?
  助手回去,把这个细节老老实实地说给老板听了。
  蒋贵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他的母亲杨大珍没有病,眼睛也没有瞎。
  真的,杨大珍的身体实在太好了。

  尾声

  蒋贵现在跟我住在一座城市里,我决定去看他。
  去之前是否先预约,让我很费踌躇,不预约,显得我没教养。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害怕蒋贵认为我没有教养。预约吧,我该说我是谁呢?不如实相告,是欺骗,如实相告,他肯定会拒绝。我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并不知道我童年的故事,很不理解地说,为什么不能说你是谁?你们不是老乡吗?我当是什么复杂的事呢!看上去的确很简单。我也只能按简单的方法去处理。
  幸好我没耍花招,蒋贵对声音的记忆力是天生的,我还没报名,他就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
  我说蒋贵,我也住在成都,要是你有时间,我想跟你喝喝茶。
  我应该依照他早就在社会上通用的名字,称他周世京或周先生,可我叫不出口。按年龄,我也应该叫他蒋贵叔,至少该叫哥,但这一辈子,我从没这样叫过他。村里的小孩,谁也没这样叫过他。
  好的好的,听了我的话,蒋贵连忙说,我今天下午三点过后就有时间,就三点半吧。
  他的爽快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反而让我无所适从。
  茶楼是他定的,我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成都最贵的茶楼。这与我从侧面对他的了解极不相符。更让我不解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又无私密话要谈,他却要了个收费很贵的包间。
  他与电视上的周先生差距很大,电视上的他虽有几分倦怠,却沉稳,自信,健谈,也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而面对面地看他,才发现他那股江湖气荡然无存,且明显见老了。他穿了一套崭新的名贵西服,长及颈部的头发显然也打理过,但这掩饰不了他的老态,眼袋凸出,脸上也有了明显的皱纹。他松弛的腮帮轻轻地荡,像在用了劲咬牙,这证明了他的焦虑和紧张。他在焦虑什么?又为什么紧张?或许,在他眼里,我不是现在的我,他也不是现在的他,我们都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半山腰那个阴冷的小村里……
  有年春节我在老家碰到桂东风——他后来调到了市川剧团,在全省唱腔比赛中,得过第一名,但依然混不下去。很少人看川剧了。市里有人婚丧嫁娶,偶尔会请他们去唱几段,得几个小钱;再后来,他离开剧团,做起了保险推销——桂东风说,蒋贵发大财了,也出名了,但只要他回到村里,他就依然要听我们的。说完这句话,桂东风问我:你信吗?当时我没回答,因为我并不相信。
  此时此刻,我信了。
  两人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他简单地问了我的近况,我也简单地回答了,彼此就陷入尴尬的沉默。
  我不能傻乎乎地去问他的近况,他是名人,这样去问,是对他的不尊重。但我总得说点什么。
  在我自己都没想好的时候,就冲口而出:杨娘娘呢?她还好吗?
  我真不该问这件事,在来茶楼的路上,我就提醒过自己,不要去问他的母亲。
  然而,那是我最觉惊异的地方,我不能不问。
  果然,蒋贵不回答我。他的目光晃来晃去,仿佛在寻找出路。他是一面被围堵得严严实实的湖,天上的雨水,地下的泉水,都往那湖里装,可他却找不到出口。他需要一个出口,不然就会溃坝。他不能去别的地方找出口,唯有母亲能够帮他。母亲这时候不是母亲,而成为他的出口,难怪他认不出母亲。我的这番猜想,究竟有几分接近真实,我不知道。那个记者的那篇文章出来后,有好事者辑录了有关蒋贵的若干资料并做出分析,认为他后来对母亲的态度,是对母亲的报复,因为母亲破坏了他的婚姻。没有蒋贵,母亲就会枯死,因此她不允许另外一个女人插进来,其中还以小彭为例,说小彭跟蒋贵的那些日子,母亲给了小彭不少小鞋穿,小彭是被母亲逼走的。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有两个事实必须指明:一、蒋贵冷淡母亲的时候,还不认识小彭;二、如前所述,小彭给蒋贵写了许多信,蒋贵一封也没回。跟蒋贵同居过的女人,除小彭外,都比蒋贵大,哪怕只大半岁,总之也是大。这其中的缘由,几乎无人探究。我只是希望由此证明,母亲对自己婚姻的破坏,并不是蒋贵最深的痛;甚至,说蒋贵被母亲身上的气味打败了,很可能也只是表象……
  我感觉到,再坐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便站起身说,蒋贵,你忙,我不打搅了,以后空了再聚。
  可蒋贵并没起身,他把目光定住,看着我的眼睛。
  就那么看着,一动不动。
  之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悚然一惊的请求。
  他说,我给你动动耳朵好吗?
  我骨头发麻,默默地坐下去。
  他走到我身边,把长头发撩开,把耳朵露出来,侧面对着我,哼着王大爹的梆声,让耳朵跳舞。
  左边的耳朵跳了一阵,右边的耳朵接着来。
  我笑了。
  他也笑了。
  两人开始笑得有些矜持,后来越笑越响亮。
  我们开怀大笑!笑得眼泪流了一次又流一次,两人才分手。
  他是自己开车来的,他非要把我送到我居住的小区门外。我让他去我家坐坐,他说今天有事,以后会来的,一定会来。然后他倒车迅速离去,但没朝他家和公司的方向开,而是上了另一条道。
  我不知道他奔赴的是不是他母亲居住的养老院的方向。

  〔责任编辑 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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