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模范青年...
阿 乙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琪源是在警校外的餐馆。在青云谱这条窄街，开着几十家商店、理发店、餐厅、游戏厅、录像厅、台球厅以及卡拉OK厅，黄昏时，老板们走出来，亲切地看着穿草绿色制服、到处游荡的我们，仿佛彼此相识已久。这是让人生疑的地方，我们的父亲毫无疑问表示出忧虑，可他们刚一转身离去，我们便拿着他们给的钱阔绰地消费。
每个月父亲会汇来四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我有办法解释都用到哪里去了。我曾报名本科自考和驾照考试，要来几千元，但在招生办收钱时，我说：“我想清楚了，还是不报了。”有天，父亲来南昌进货，顺道来警校，在寝室没找到我，便按室友指点来到游戏厅。“你拿我的钱都干了些什么?”他咆哮道。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来往的同学停下来，看一位穿着大披风的父亲训斥他那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这大披风深蓝色，薄而经磨，一直盖住膝盖，搬运工在搬运化肥时喜欢穿，肩膀处往往留有白渍。我想说：“玩怎么了?玩也是做警察，不玩也是，几年后给你做一个警察就是了。”但最终一声不吭。
学习毫无意义。开学第一堂课老师便说，拿出你们高考时百分之七十的精力就可以了。我们问老生，他们说最多只要百分之五十。最终我们有的考试是开卷考的，老师会提前告诉哪里要考，让我们留意。
因此，当循规蹈矩的周琪源走进那间地下室在放录像的餐厅时，我们感到很诧异。我们敞开外衣，解下领带，将一只脚踩在凳上，松松垮垮，而他仪容整齐，还用一根绛红色的大腰带扎紧腰身。他坐下时，双腿并拢，上身笔挺。这是听话的好孩子，也许睡觉时也是笔挺的。“对不起，来晚了。”他说，牙齿像医生的一样洁白、齐整。就是这口音让我们明白以后彼此可能的关系——他说普通话，而我们这些来自瑞昌市的老乡则习惯用江淮官话和赣语。这两种方言在不停地融合中变得越来越靠近，最终变成内心相视一笑的东西。我们用它说瑞昌市公安局的可笑事儿，他的到来使交谈成本增加，我们觉得身边坐着一只让人不安的猫。
他来自江州造船厂(又名六二一四厂)。在我们那个县级市，这样的三线厂还有新民厂、人民厂、四五九厂，像是上帝投放来的几座孤岛。他们上学、买菜、看病、做爱、制冰棍都在围墙之内，过着北京上海人的生活，让我们觉得是天皇贵胄。有时我们也会为他们被钉死在此地而幸灾乐祸。
我们像是强行被划到一个科目的两种动物，根本不能算是老乡。
他的长相也会轻微灼伤我们。我们会从他细嫩的皮肤、倒三角的肩背想到我们很少涉及的牛肉和牛奶。他有一管高挺的鼻子，灯光在鼻尖和唇角一块制造出美术般神秘的阴影，使他看起来像古希腊雕塑。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无论怎么撩拨，都保持一种不会得罪人的微笑。我们决定以后再不找他了。
二
现在想起来，警校三年，周琪源就像雾中的影子，或者一个刚结束的梦，存在过，却想不起来。很多孤独、喜欢自我消化的人都这样。他们是写作者的难题。
学校有两位来自江州造船厂的教师，一个教军事体育，一个教普通体育。因为有打分权，我们喜欢走动，有时还会买些菜去教师宿舍做饭，就像是真的老乡。我从来没在那里见着周琪源，也许他们更亲近点，不需走动。散打考试时，我对着抽签过来对打的人使眼色，我想只需点到为止彼此便可通过，他点头同意，却将我打趴下，还像个真正的拳手那样斜着眼仁看我。同样文弱的周琪源在台上跌跌撞撞，努力执行教师教的技术动作，得到足够有效的分数。他没有向考官投去可怜兮兮的目光。
有时，当夕阳消失于远处树梢之上，透过寝室外的栏杆，我能看到周琪源走在通往食堂的过道上。他像个修士般低着头，提着开水瓶，以一种急促的节奏走过去。他的表情像石头一样坚硬，脑子沉浸在一种思考，对面的人会为他让路。他符合我对求知者的想象：有一天也许会将糍粑蘸着墨汁吃掉，或者撞到树上。对他来说，走路、吃饭、打开水、如厕都是不得不应付的事情。要是在中学，我会嫉恨这种人，他们总让别人不好活。
因为想找可能的爱情，我会去一下图书馆。在那里，周琪源争分夺秒地抄写笔记，面前摆着一堆专业杂志和参考书——就像贪婪的孩子在面前垒上最多的食物。他是他们中队的学习委员，混到这里帮忙，可以将书尽量多地带走。
每逢假期，我们都会感到兴奋。我们迫切想测试制服带来的威力，跑到高速公路上拦车，并恶狠狠地搭乘它们回家。有人因此被撞死，或者因拦到省领导的车被开除，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有一次我们老乡集体上了一辆卡车，风吹拂发丝，我们像坐着冲锋舟在河流里自由穿梭。每当路过一辆车，我都会伸出右手食指，假装它是一根枪管，对着司机瞄准。一位老生打我手，“万一对方当真了怎么办?”我觉得在理。后来我们看到一辆中巴车里有周琪源。这些中巴车车顶用粗绳绑着一米宽高的货物，塞满各种受生存之苦的人，行驶极其缓慢。周琪源单手展书，念念有词。我想那些乘客会感到十分不安。
他有些辱没这身制服。
老生说，在九江市，只要你穿制服上公交车，就会有人让座，你买票，售票员会微笑拒绝。我们或许应该教给周琪源点什么，但一想到他迟早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便懒得兜售这些粗鄙的经验。在学校有一位老师，总是喜欢展示自己原本可当一名武夫的魁梧身材，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自我克制成为一名文化精英。
“在这所学校里，每个人都存在两种可能性。”他说。“一种是平平淡淡地混过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到一定年限晋升为二级警司，三十岁左右变成一级警司，最后混到局长的(那意味着整个生涯差不多结束)，会是一级警督或者二级警督。现在你们看看我这里，这是另一种，”我们看着这个年轻教师肩上的警衔，“没有人说你是专科生你就是专科生，我就是通过自学有了本科和硕士文凭。你们即使不同意知识对自身的好处，也应该看看知识所带来的工资和职务上的收益。知识迟早会散发出它的力量的。”
许多人信誓旦旦，试图走后一条道路，不久便万蚁噬身，半途而废。我们其实每天都盼望放假，好早早去派出所实习，领一把手铐，逮人。
因为一次凶狠的吵架，我猜测周琪源想留校。在一次实地课上，教师骑着一辆黄绿色三轮摩托绕着跑道示范，那些已在实习时玩过摩托的人指指点点，言辞颇不恭。“你们说谁呢?”周琪源忽然说。大家面面相觑，看着原本脾气很好的他眼露凶光。因为不能习惯这过于认真的表情，同学们和他推推搡搡，差点干起来。这事使周琪源更加孤僻。摩托老师是他的亲叔叔——明白这层关系后，我们觉得他留校应该没什么问题。
三
忽然一天，我们毕业了。在忙乱中，一位熟人问我愿不愿去医学院保卫科，我摇头，那是事业编，不能穿警服。几天之后便后悔不迭，此时学校已空如废寺，满道的黄叶无人打扫，青云谱街的店铺也已关门，偶尔只有一辆公交车疾驰而去。穿白背心的门卫带着他的痴呆儿子将铁门推上，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坐着豪华大巴通过南昌八一大桥，看到高耸的双塔像一扇放逐的门;下午换乘破旧的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时，大道两边矗立的两栋大楼也像一扇门。我回到潮湿、矮小、灰暗的县城瑞昌。九月份，公安局分配毕业生，我接通知去洪一派出所。我一直不知道瑞昌还有洪一这地方，父亲说：“很大，人口很多。”
我在局大院一堆小巧的富奇吉普里找到那辆庞大的仪征车。司机脸上长着红色胎记，正咬着腮帮用起子旋车门螺丝，尔后不停关它，试图关死。当天我们朝县城西边出发，每经过一段油菜花地来到一座小镇，我都以为到了，司机却只是加水。后来它翻上一座海拔上千米的大山，汽车马力不够时，我跳下去寻找岩石，将后胎顶死。
一共用了两个半小时，我们抵达洪一，相当于从省城到县城。它没有一寸柏油路，因为下雨被车碾过，地面隆起一道道刀子般的土棱。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长的矮屋、一家由农业户口经手的邮政代办所、一个由汽油桶充当的加油点(每当有人加油，老板便将胶管插进油桶，将汽油吮吸出来，接进油箱)、一家理发店、一张台呢严重缺损的台球桌以及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据说派出所初创时就在餐馆二楼办公，现在用的是信用社老房，过去办贷款的地方变成户证窗口，银白色的栏杆有时铐一两个低着头的人。
省——市——县——镇——乡——村
晚上九点土街漆黑一团，我躺在床上静听河流哗哗响，会想到这样的结局。不可能有比村更往下的地方，世界尽头。我在这里谈了两段恋爱，说起来可能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其中一次爱上的只是一件来自北京的风衣，她不穿它，她便不再神圣。
一天下午，我独自走向一座山峰。在山顶，我看见远处绵延的还是山，洼地里生长着和这边一样的房子，一些农民拉着牛从路上沉默地回。时光暗沉，黑夜像两只巨臂将要箍向我，我啊，就要和温柔的姑娘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了。我因此泪流满面，赌气似的发誓，现在就出发，去镇，去县。仿佛不过瘾，还要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在纽约，高架桥上车来车往，街道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像，飞机的影子像鱼儿游过夕阳照射之下的摩天大楼玻璃墙。
此时，周琪源一定待在省城警校，晚上定点睡觉，早上准时醒，精神振作地走向放着各类文件夹的办公室，完成各项指派的任务，闲暇时跷二郎腿，喝好茶，看报。他和所有同事说普通话，就是点头也有这种话才有的生分与庄重——他们在没日没夜地说普通话，而我在没日没夜地喝酒。我和那些在洪一的县城人组成默契的群体，每到傍晚，不用招呼，走向那没有招牌的餐馆。老板早准备好菜肴，他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
“我要去纽约。”我说。随即出现放浪形骸的笑声。是我在笑，他们跟着笑，最后笑声遥远，像是久远的事。我们低头，坚忍地喝着当地酿造的谷酒。这种酒后劲大，我们回去，即使躺下睡着，也会被一种欲望催动，找到月光下的菜地，将食指探进咽喉，不停呕吐。我们吃下的全都丑陋，散发着农药那样的腥气。
你们终究会看到自己的遭遇。在警校时，那位老师说。他像上帝掌握太多成败的数据，并依此宣讲真理。现在我们这些糟糕的毕业生再次成为他的证据之一。
四
在洪一待了一年半后，我对爱情表现出不耐烦，而她向一个人告解，后者说：“男人最看重的是面子，你应该让他吃吃醋。”有几天工夫，土街上出现一辆太子摩托，电子打火，无级变速，一个皮肤白净的年轻人骑着它在派出所门口来回奔驰。我坐在门口阴沉地看《参考消息》。女人紧抱着他的腰，头依偎着他背部，看不出来有多幸福，也看不出只是演戏。没几天，我便搭乘仪征车回了县城。
我再没回到洪一。她费劲地解释：“那真的只是我的表弟。”甚至哭起来。我咕哝着一堆自己也听不懂的话，等着挂电话。后来我爱上在县城条管单位上班的一位姑娘，我爱上的不是明亮的眼睛或者性感的嘴唇(她没有)，而是她脸上长满我的前途。人们说：“脾气不好你忍着，等结婚后，就听你的了。”他们真是过虑。导致这事黄掉的是一场牌局。在那个由她组织的局里，四个追求者(包括我)每张牌都打得钩心斗角。我忍受不下这个。这事让一家人反复嗟叹，直到在外地的哥哥回来，说：“假如有一天你去了九江市，她算得了什么?”
“问题是他怎么去九江?”姐姐反驳道。
公安局大院在明理巷尽头，有一个圆形操场，靠南是栋三层老楼，一科、二科、三科、户政等科室盘踞于此，靠西是栋三层新楼，行政、财务、纪检等在此办公。指挥室(也就是局办)在西楼一层，一共有三间办公室，我被安排进最小一间。它只有几平米，即使白天也开日光灯。窗外有一堵围墙以及一块粘着垃圾的空地，门外则是阴暗的走廊。房中间摆着两张老办公桌，地上泛着拖把拖过的腥气。
一个人已坐在那里，背靠门，面朝窗(后来我想这个位置的好处是不必总是抬头看走廊上走动的人)，低头看红色账本，上边用蓝黑墨水抄写着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他在背诵它们。“琪源，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诧异地问。他笑嘻嘻地，眼睛眯着，跟我一样亲热，“可能他们觉得我文笔还可以。”
“我还以为你留校了。”
“没有没有。”
他略微有些愧疚，但并不哀伤。然后他从一卷卫生纸扯下一段，擦拭鼻孔，就像擦拭一件金贵的机器零件。他擦得那么细致、认真，爱惜鼻子啊。后来每天我都会在纸篓看见一堆像花骨朵的纸团。
一九九七年他就和我们一起分回瑞昌，只不过因为一些事分得晚些，去的是黄金乡。那地方就像它的名字，充满矿产资源，时常引发江西、湖北两省群众纠纷。现在我们都调进局里，并一起待了两年多。我们写通知、简报、信息、通讯、报道、先进事迹、领导讲话以及年终总结，写写写，有时被领导画个大叉，有时还得去会议室倒开水。每天下班，我都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躺在沙发上发呆。
“今天如何?”父亲会问。我取出县报，指出发表位置。他戴上眼镜，走到灯泡下，一行行往下读，然后面无表情地递还过来。他不会给哪怕一丁点夸赞。他只喜欢命令我。有一天他说：“出去转下喏。”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便说自己下乡时看见路边一个姑娘长得好看。我是随口说的，并不奢望这沉默的际遇会带来什么，几天后却被叫到一个神秘的远亲家。她已坐在那里，穿着她单位的制服，个子高而匀称，脸色红扑扑，头发茂密乌黑，扎着马尾辫。我们从此算是恋爱了。
一天，家里闯进一群砌匠，将三楼全面占领了。
“要刷什么漆?”母亲急匆匆地请示我。
“你想刷成什么样就刷成什么样。”
“这种事怎么能随便呢?”
“那就刷成白色的。”
他们用最好的白漆将白墙再刷一遍，装上华贵的窗帘，买来席梦思。我是真喜欢她，甚至是恶狠狠的喜欢，就像喜欢是一种寄托。没完没了地喜欢一个人就像没完没了地喝酒。
在赤乌中路一家储蓄所门口(那里后来出现县城第一台ATM机)，每至黄昏，便会摆出许多夜宵摊，卖炒粉、螺蛳、小菜。我在县城结识下一帮弃民，抽烟，喝酒，醉伏于桌沿。我们时常口齿不清地谈论着北京、上海，彼此打气，因此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样一些警句：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二、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三、当我们对一件事表现得犹豫不决时，不妨问自己一个永恒的问题：我还可以活多久呢?
有时我也讲我哥。我哥在县城矿产局上班，忽然失踪，半年后才从杭州打电话来，说已是一名程序员了。“此前呢，他一直在捡垃圾。”我添油加醋地说。他们低下头，啧啧有声。这样的英雄很难做。我们只有大专文凭，不怎么会外语、计算机和驾驶，而这是盛传的二十一世纪三大通行证。我哥曾说：“等你什么都学会了再出去，就老了。”但我还是气短。
我没有说我两次出门的事。一次是天津(北方干燥的空气使我出了很多鼻血)，一次是南昌。楼有入云高，人们戴眼镜，我像老鼠沿街边走，不敢按电梯按钮。其中一次面试，对方排出十几人的阵势，轮番鄙夷地看我的简历。在回家路上，中巴车发出松垮的声音，朝着夕阳爬行，大城市在背后越来越远，我不属于它。而父亲总是站在家门口看我归来，几乎是控制不住地笑。他的眼神既慈悲又嘲讽。
我紧抱着女人，而她像个木鱼。也许只是她妈妈认为我有个体面工作，家庭条件不错，她才跟了我。有时饭局上他们会讲到对她不利的消息，比如BP机可能是别人送的，我不在乎。直到弟弟郑重地说：“哥，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你女人跟一个男人游泳去了。”
“游泳不算什么。”
没多久我却愤怒地对她吼：“分手。”
“好，是你说要分的，不是我。”
我愣在那里，许久才知回击：“那好，把我送你的八百元还过来。”此后这笔钱通过邮局汇来汇去，就像谁都不要的脏东西。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说：“别再汇了，这样下去光手续费都上百块了。我只为跟你说最后一句，以后就是你找我，我也不要你了。”
那时我眼泪储得太多，快管不住。但是我看到偷听电话的妈妈。她眼里闪着欣喜的光，一定是觉得我顺利走出噩梦了。“天下女人多的是。”她说。
“是啊，多的是。”
作为完败的人，我常去人工湖西岸独坐。湖面墨黑，深邃，一颗细石丢下，涟漪慢慢扩大，来往走过的人有时光凭脚步声就知道是谁。都认识——没一个不认识——没有概率——也没有奇迹——死气沉沉。我慢慢出点眼泪。不一会儿，湖面起波，整个地皮像被什么耕了起来，隆隆作响。一列火车声势浩大地开过对岸，通红的车窗倒映在水中时，辉煌得像只巨大的红泥鳅。然后它就没了，远处剩下一动不动的青黑色山脉。
我活该在麻将桌上老死。有时，我们组成的麻将局是这样的：
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北)，主任(西)，科员(东)，副主任(南)。
总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按顺时针方向换位。这样，二十多岁的科员变成三十多岁的副主任，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变成四十多岁的主任，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变成五十多岁的老同志。牙齿变黄，皮肉松弛，头顶秃掉，一生走尽，从种子到坟墓。
我变得善于嘲笑自己和他人。在契诃夫的话剧《三姊妹》中，向往莫斯科的玛霞说：在这个城里学会三种语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甚至还不能算是奢侈，而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好比第六个手指头一样。我也会夺过周琪源手中的《英语辅导报》，说：“难道我们这里会出现外国犯罪嫌疑人?”
他嘿嘿直笑。“有什么用?”我承认我有攻击性。这句总是由我父亲判定我的话，被反复用在周琪源身上，“有什么用?告诉我有什么用?难道有一天我们要用英语写材料?”
“个人爱好而已。”
他努力笑着。真是好脾气。高考前一个混混曾扯着我的衣服说：“考大学有个屁用。”当时我又气又急，恨不能踢死他。但现在我喝多了，我对着周琪源说：“你说你是不是傻?”
“是啊，我傻。”他说。
我愣在那里，被一种语言的魔力统治。我忽而想，自出生以来有很多事我本可以不去做的，只因不知道用这个方式回答。
“琪源你不傻，只是不值得。”
“是傻。”
下班时，他诡黠说：“不要说我在学英语。”
“好。”我回答得干脆利落，却是早将它讲出去。在一些人那里，我看见一种微微上斜的眼神，那是一种深刻的嘲讽。他们见过太多类似的悲剧，“总有一些怪人。”
应该说是我们这些本地人将说普通话的周琪源孤立起来，也可以说是他将我们孤立起来。总之他像一个游魂在大院漂游了很久。如不是要到小吃店吃四元一顿的快餐，他甚至可以不出大院。后来巡警大队在大院建起来，他改去大队食堂吃(只消两元一顿，一荤两素)，果真就不怎么出院子了。下班后，他总待在南楼二楼一间凸出的杂物房内。大概七八个平方，过去是打字室，冬冷夏凉。他弄了一张床、一只台灯和两只木箱。他将木箱垒起来当书桌，对着墙上的计划表(想起来上中学时我每个学期也会列这样一个表)，研习英语、论文以及考研材料。旁边是一只因为洗衣粉泡久冒出死鼠气味的洗衣盆。
起先，总会有同龄人找他聚餐。他一两周会出来一趟，后来去的人便少了。有一次我说：“这一次你非得去，师兄回来了。”他脸皱起来。“去吧，去吧，”我强扯着他，“不去不合适。”
“我有事。”
“什么事?”
“材料没写完，明天就要交九江市局了。”
“真的啊?”
“真的。”
“真什么啊!”我拖起他就走，“人家还专门念叨你呢。”他似乎也懊悔这个谎编得差劲，失魂落魄地跟着走。我感觉拉着的是一件没有知觉的物体，我在用力拖着他走。停过的雨又下起来，我们站在马路边等出租车。
“你看也拦不到车。”他说。
“再等等吧。”
过了会儿，我们走到一间超市屋檐下。他眉头紧皱，脸相扭曲，焦灼得像正在热恋，肉身却要被解送至西伯利亚。而我则沉浸在对完成一件罕见任务的期待中，我已成功一半，甚至可说成功一大半了。一辆面的劈波斩浪而来，急刹车。我拉开车门钻进去，坐在里头等待。风雨刮进来，他像驹子跑进雨雾深处。“琪源，琪源。”我徒劳地喊，接着咬牙切齿地骂娘。
在我所见之内，他没有喝一次酒、抽一次烟、泡一次妞、开一次车、打一次牌、唱一次歌(连哼一句也不会)。他跟我们管作“生趣”或者“男人娱乐”的东西绝缘，甚至连制服以外的衣服也不穿。他躲在灰暗的杂物房偷偷经营自己，就像是要发明飞机大炮，或者在那里修一条通往智慧之巅的隧道。
有段时间，他脸色憔悴，瘦得明显，本不茂盛的头发显得凌乱，平时挺括的衣服也有了褶皱，而嘴角要么挂着牙膏残渍，要么飘出一些不好闻的气味。他坐在我对面，就像我不存在。一会儿将稿纸揉成团扔进纸篓，一会儿手撑在腮边沉思(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笔)，一会儿呕出一股气，一会儿张开手指让它们像耙子耙着头皮——他们这些该死的思想者总是这样。有时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有时能写十几页，看得出来那样写时，他就像冲浪选手在轻盈的浪潮间跳跃，或者像纵火犯，就是将自己烧进去也在所不惜。最后，他用额头敲着桌沿。
“怎么了，琪源?”
“走题了，他妈的写走题了。”他说。说实在的我有点怕。还好总有风平浪静的一天。他恢复原来状态，一身整洁、步履稳重地来上班，说话做事甚至打盹都显得有条不紊，就像一台控制良好的机器。有天他扔下一个黄纸包裹(上边印有“印刷品”三个红字)，甚至有心情去隔壁办公室煲一个电话粥。
我撕开包裹边沿，从那十几本一模一样的杂志里抽出一本。《预审探索》，创刊于一九八七年，审讯领域唯一的理论刊物，处于警校图书馆的醒目位置，老师谈论、引用和试图攻占的对象。现在，一个县级公安机关的小职员在上边发表了署名论文。相比之下，我在《瑞昌报》和《九江日报》发表的零星侦破通讯算什么?一个盗牛团伙覆灭了，一件骗保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在我们当中出了一个罕见的人物。但这是我不想告诉别人的事情之一。我宁愿相信，第二天，瑞昌这个县级市，路面仍然跑着车辆，街边仍然摆着摊点，好色之徒仍要扒灰，天亮又天黑，没人会在乎一篇让远方学刊编辑部兴奋的文章。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他的一个隐秘朋友，没人比我更理解他。
五
他发表的论文越多，周围便越沉默。说起来他终归是无关的人，未来走了也就走了，没走也形同走了。我被借调去瑞昌市委组织部，有次，见多识广的司机说：“你四十岁时或许能混到副处级。”我掐指一算，感觉人生寡淡，不过如此。
夏日的某天，我陷入一种兴奋与惶恐交织的情绪，抱着一肚子话，走向公安局指挥室。原来的位置坐了一位更年轻的人，他打烟，说你是艾哥吧，我说是。然后他坐下继续写材料。离开大院时我才看到周琪源，他的头发又乱了，脸色苍白，一脚踩脚踏，一脚踮在地上，正准备去邮局。是辆生锈的赛车，后座夹着一份《人民公安报》。
“你在上边发表了?”
“是啊。”
“为什么还夹着它?”
“我想小偷看到时，知道是警察的自行车，不敢偷了。”
“是吗?”
“是啊。”
然后他无声地骑走了，我眼前只剩一片空无而光明的水泥地。整个瑞昌市，几十万的人口，没一人可与我分享当下。我可能要永远告别此地，也可能永远地成为一个笑话。几天前，我在网上看到招聘启事，将简历和几篇文章发过去——从来便没什么希望，偶尔的回音是：“你过来，让我们看下。”而这次，有一个粗暴的声音通过电话命令我：
“过来!马上上班。”
我从未想到机会会这样降临，我刚在报上读到“小心招聘陷阱”的文章，而且对传说中的河南人也不信任。一个警察被骗了，会是一件怎样丢人的事!
父亲说：“明明骗你的，你还去干什么?”
“骗我什么?将我拐卖了?”
“也不是没可能，你对这个社会根本不了解。”姐姐说。父亲接下来说：“我倒不怕别的，就怕你丢掉在公安局的工作。你在那边没上到班也就罢了，要是这边工作也丢了，可惜。”
“我就想去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来回不知道糟蹋多少钱。”
就是这话让我生了非去不可的心。我喝一大口白酒，沉默地离家。父亲坐着，身躯颤抖，眼冒怒火，母亲则深情款款、充满怜惜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在一楼门口，奶奶抱着被子坐在地上。“不能出去啊，你要出去就带我一起走。”她说。
我仰着头，让她用糊满涕泪的手捉住我的脚。眼看她就要依偎着我的脚睡着，我拔出走了，身后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声。我转过身，跺着脚，像对一条狗那样喊道：“别哭啦，别哭啦，我又不是不回来。”而她仰起下巴，像拉小提琴那样拉着自己的脑袋哭。我看到她盘根错节的手指在徒劳地捏着棉被，一会儿又疯狂地扑打起来：“我要死了，就要死了。”我赶紧跳进面的，一溜烟去了火车站。
次日上午我抵达郑州，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展开双臂，低喊道：“啊!”这是一个仪式，我来了。心里却虚弱，在走向陇海西路时感到腿发飘。
我在郑州晚报大楼门前等了五个小时。它装着茶色玻璃，有二十层高，像冷漠的雕像或上帝，审判着下边渺小的我。我提着难看的包，在金属滚动门外焦灼地游荡，不时偷眼看穿着淡灰制服的保安——他也不时看我一眼。
我尽量表现得像是在等一个熟人。每当有人走来，我便满怀期待地迎上(又不敢表露出期待的表情)。他们斜眼打量，毫无表情地走进去，我极其失落。中午妈妈打电话来，问：“怎样了?”
“还在等，快了。”
“家里在吃饭。不好就快回来。”
她这样说我心里便起了深重的悲哀。一直到下午三点我才敢拨通招聘人电话，他像不记得这事，嗯啊很久，才说：“你等着，等我刷完牙过去。”夕阳将尽时，他拖着拖板走来，说：“你是艾国柱吧?”
“是。”
我的体力顷刻耗尽。不过当他将手搭在我肩膀，带我走进大楼时，我又陷进一种巨大的温暖和由这温暖带来的羞涩中。他将脚丫踩在茶几上，说：“小伙子，以后就在这里做。”
“就这样?”
“是啊，就这样。”
“怎么做呢?”
他像土寨主那样宽宏大量地笑起来。不一会儿，他喊来一位穿白衬衫、戴眼镜的年轻人，说：“这就是你的老师。”那人点头哈腰，带我去了编辑大厅。后来我知道这老师其实是实习生，叫郑江波。当夜，我被安排进报社宿舍，铁栏杆，上下铺，地潮，里边已住进一人。我请他吃酥糖，并看着他吃完。他沉默寡言，像根木头，倒头就睡，不久打起鼾。我睡不着，走到窗前，外边黑魆魆一团，连风也是陌生的。我没事干，出了一堆眼泪。
原定只是向组织部请假三天，我却一直待在郑州。家里总是叹息。有天公安局政治处打电话来，问是什么意思，我支支吾吾。“小艾啊，赶紧回来，不是什么好事。”他们交代道。我苦于报社迟迟不与我签合同，以至每接过故乡电话，便大醉一场。他们不同意停薪留职，不同意保留编制，也不同意请假，就像是我的奶奶，只想着我回去。有段时间他们不打电话了，我拨过去，他们说：“已给你办成自动离职了。”
就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深渊。一个地方永远回不去了。我失魂落魄。但他们其实很仁慈，在我离开后还发了半年的工资。
一直等到在报社转正，我才请假回瑞昌。那是冬天，说话时口冒白汽。过去在瑞昌工资只有八百，酒席需两百，一般公家报销，这次衣锦还乡我已月薪两千八，便在宾馆请了一桌。我叫周琪源，他不来。他好像已调到政治处，从一楼调到二楼，从公安局调到公安厅，还是写材料。开席后，一个欢欣鼓舞的老同学将他逮了过来。
我口若悬河，讲了很久，听到赞唱“国柱，还是你有勇气”，便醉醺醺摆手，假意叹息：“说白了我现在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不干，虽然他们对我没什么羡慕的，却还是一定要隆重地赞美。其中一位变换普通话，说：“琪源，我怕是你也会出去哦。”
他猛然一惊，尴尬地说：“我不出去。”
他一直坐在角落，眉角下压，看着油腻的小块桌面，有时悄悄夹一两粒花生，夹不住的话，就放下筷子，将双手插在大腿间。恍恍惚惚间，他一直存在，后来定睛看位置却空了。外边很黑，他应该像鬼魂融了进去。我有个三表姐，高考八年不中，而我哥应届就考上本科，办酒时一位亲戚说：“老三，既然你学文科的，理当会些祝词，不如你来开个头。”当时我看到红色的血像闪电在她脸上闪了一下，心想这般羞辱还不如一刀刺死她。
我在郑州待得并不舒服，始终没分到工位。每当我正在使用电脑而又不得不站起来将它让给别人时，总是羞愤不堪。我发誓在工位与电脑施舍下来时，离开报社。我总是赌气发这些誓，不知为什么它们总能应验。前一个誓言——“以后就是你找我，我也不要你了”——也应验了。一天，我和一帮全国各地的网友在湖南聚会，当我正努力追求一位喜欢旅游的外地姑娘时，那梳着马尾辫和别的男人游泳的家乡女人出现了。神情破败，眼窝深陷，还没找到我眼泪便流了一脸。她是从我的一个网友那里探听到活动地点的。我坐立不安，想钻进地缝消失。这个当初爱过、后来恨过、现在又跑来揭示我县城背景的姑娘，让我难堪死了。
“我说过不要你了。”
“不行，我赖着你要，就赖着你。”
在路上她惊惧地跟着我，只要我稍微心软，她便破涕为笑。我觉得她是想讨好，也许盼望我揍她一顿吧。我将她强行塞进开往故乡的中巴车，一再祈祷那些殉情的事不要因我发生。我搞不懂她为什么如此转变。
在工位终于要确定时，一个过去用过我稿子的武汉编辑说：“以前想去上海时没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结婚了，你说我该不该去?”（节选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