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呈现哪几种最基本特征,这恐怕是一个艰难敲准的文化大命题。首先,“强元”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基座上的“极点”,这自然应该成为主体民族更醒悟、更自觉、更光彩的历史使命;其次,“强元”的提出,从根本上讲,是一次文化起义。这样的“起义”确指有三项文化归宿,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呈现的一些最基本特征:1、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平行与对应,全民族的文化奋斗并行不悖,极好地成全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诉求方位;2、文化理念与思想是一个关键抓手:以“强元”为抓手,握其要也而擒带其它;3、两个鉴于:其一,清除“文化病垢”是鉴于文化自身与文化以外的民族“精神哮喘”现状,只有以“强元”统摄和归拢“多元”,才能够更好地澄清文化是非,解决目前思想和认识界的许多问题;其二,整饬“信仰癫痫”是鉴于三十年之后目睹之文化现状。不是不力,而是建构的过程必须与事件程度进行合理配伍,以“两个正比”共育华夏文明的神清气爽和及早到来;其三,治理“心气钙化”是鉴于中华民族底气需要固本。改开以来,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对人们的思想框束,一旦市场化,这个大文化格局遭到巨力撕扯而变革转型,似乎一夜之间由公共转向相对一己而门户,不少恐慌与抵触自然生发毫不奇怪。如大家所见所闻,关心国运的巅峰时期不是现在,而是过去式的某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何重新点燃这样的倾注公共领域关心共性的激情岁月,这需要长期的思维矫正和意识培育;4、三种现象:第一,“反逆思考”是淘渌盲目妄想症的基本表征;第二,对局势“判断雾化”常常给事物添堵的变通手段又不能回避地成为事件叛徒;第三,多元文化的混搭,使国人的“情趣眩晕”,成为人们不少时候迷失前行方向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临摹范本。所有这些是因为:首先,就中国而言,改开实在完全没有先事以积的基本经验可供资借以鉴。因此,国家政令、地方法规、包括村规民约,均处于探索状态,这样境遇期间的纠偏再到推行再纠偏来回的反复,给国人的思想注入了“弹性”璜状的疑虑之实,往往在大是大非、特别是关键部位,存疑着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立场摇摆;其次,放弃广大农村主要教育阵地的抢占,是千百年来的一次巨大失误。多头文化的挤入与不顾一切的瓜分教育对象,使得所谓的自由信仰泛滥成灾,这是作为政党和作为主权的国家必须引起高度警觉的重大该行为事实;再次,“强元”的提出,说到底是对文化的招魂,是对时有迷离的文化偏颇进行有效扶本的强心针剂;说到底是对一个民族自负以及中庸弱性萎靡的心理疏导,说到底是对民族局部狂放情绪的良心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