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科汝
2025年，一幅标注为仇英《江南春》的古画搅动了文博圈的平静。这幅曾由庞莱臣家族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藏品，先被鉴定为“伪作”后流落市场，最终以8800万元估价现身拍卖预展，引发轩然大波。收藏家马未都的点评、网友对文物处置流程的质疑、庞家后人的追讨诉求，将文物捐赠、鉴定与管理的行业痛点推至公众视野。这场争议早已超越单一文物的归属之争，更是对文博体系公信力与规则建设的一次深度拷问。
文物捐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而庞莱臣家族的捐赠堪称近代文博史上的典范。1959年，庞增和代表家族将137件（套）“虚斋旧藏”古画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其中便包括传为仇英所作的《江南春》。这批藏品出自清末民初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珍藏，其艺术与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彼时，私人捐赠是公立文博机构充实馆藏的重要途径，捐赠者怀揣着“文物归公、惠及大众”的初心，将家族珍藏交予专业机构保管研究。这种基于信任的托付，本应是文博事业发展的基石，却在半个多世纪后因《江南春》的流转生出裂痕。
争议的核心，在于文物鉴定与处置流程的透明度缺失。1961年与1964年，两批专家先后将《江南春》判定为“伪作”，这一鉴定结果成为后续处置的关键依据。但“伪作”的判定标准为何？鉴定过程是否留存完整档案？这些关键信息至今未向公众与捐赠者家属公开。更令人费解的是1997年的划拨与2001年的出售：南京博物院将《江南春》等5幅“伪作”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后者又以6800元的价格将其标注为“仿仇英山水卷”售出。从公立博物馆到文物商店，再到私人藏家手中，这幅画作的流转链条中，既无对捐赠者家属的告知，也缺乏对文物去向的公开追踪。当2025年《江南春》以天价现身拍卖市场时，公众自然对当初的“伪作”鉴定与处置合理性产生质疑。
马未都对《江南春》事件的点评，进一步放大了行业内对文物鉴定体系的反思。文物鉴定本是兼具专业性与主观性的工作，尤其是古画鉴定，受时代审美、研究水平、实物证据等多重因素影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完全适用于当下的研究成果？文博机构是否应建立鉴定结果的复核机制？事实上，随着考古技术与学术研究的进步，不少曾被判定为“伪作”的文物被重新正名，这也让公众对《江南春》的鉴定结论提出了新的追问。而鉴定结果一旦与文物处置挂钩，更需要建立严谨的复核与公示制度，避免因一次鉴定的偏差，让捐赠文物面临流失风险。
文物捐赠后的管理与保护，同样是这场争议暴露的短板。根据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接受捐赠的文博机构负有妥善保管、合理利用文物的义务，即便认定为“伪作”，也需遵循法定流程处置。但在《江南春》事件中，从“伪作”认定到划拨出售，整个过程缺乏对捐赠者权益的考量。庞家后人直至拍卖预展才知晓文物去向，其知情权与监督权未得到应有的保障。这反映出部分文博机构在文物管理中，重“收藏”轻“沟通”、重“处置”轻“溯源”的问题。文物捐赠并非简单的“一捐了之”，文博机构与捐赠者家属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是维系信任的关键。
这场争议也让公众看到了文物保护领域的进步。事件发生后，江苏省文旅厅迅速成立专班展开调查，拍卖机构也将《江南春》撤拍，相关部门的及时回应，体现了对文物保护与公众关切的重视。而庞家后人的维权行动，也推动着文博行业重新审视捐赠文物的管理规则。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陆续出台相关法规，明确文博机构对捐赠文物的保管责任与信息公开义务，但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流程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江南春》事件恰是一个契机，促使文博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文物鉴定、处置、流转的全流程档案，让文物管理在阳光下运行。
文物是历史的载体，而捐赠者的初心是文化传承的火种。从庞莱臣家族的慷慨捐赠，到如今公众对文物管理的高度关注，背后是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江南春》争议的解决，不仅需要查清文物的真实归属与流转脉络，更需要以此为契机，完善文博体系的规则建设：建立更科学的文物鉴定复核机制，明确捐赠文物的处置流程与信息公开要求，保障捐赠者的合法权益。唯有如此，才能让捐赠者的信任不被辜负，让文物在专业、规范的管理中，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编辑 王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