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亲爱的读者朋友：从这一期开始我们拟连载国学文化学习并研究者巴·钢普力布（道空）先生的关于国学的研究成果。本连载拟从第一章第一节13部“经类类”关于《周易》及其作者开始，并关于《周易》作者之一的伏羲、《周易》作者之一的周文王、《周易》作者之一的孔子及其作品《周易》本身入手，分别对三位作者生平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其后就道空先生对此赏鉴进行大体的一个荐介。客观地讲，我相信中国之大，在这方面的研究指定有超越道空先生的研究范围及其层级（我想善良公允的道空先生不会介意），但道空先生的这个研究我觉得颇为系统、颇为规则、颇为仔细、颇为认真，即使现有与史实的出入之处在所难免，但在绝对意义面前，我们都是相对的执行者，故本人以为颇值一读。道空先生历经穿插耗时23年之久的研究、整理、撰写、捣饬、维缮，从整体文本来看，先生下足了功夫，全赴了精神，耗费了心力，我纵横观察基本上做到了对历史对读者的全勤负责。这种做学问的深耕功夫乃至治学精神与态度模式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值得我虔诚地学习。
为了开篇见益，我们拟将巴·钢普力布（道空）先生的这套著作的“自序”列为开篇读物，这样大家阅读起全套12部关于《经典国学鉴往圣》可能会更加明白这套书全部内容的来龙去脉。本连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国学温习学习的长途跋涉，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交流互补机会，牢而握之，必获大得。并真情希望读者能从其中领略到国学的风采与精华。
编者：初科汝
【上接第五期】
第一节《国学经典鉴往圣·自序》
我为往圣立
——自序《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
巴•钢普力布
品读弟子文，芽生良多慨然：首先感谢禅觉的抬举与鼓励，其次感谢他的心细陈结之劳，再次感谢他对华夏文化诚恳的敬重态度。但平心而论，如果把我非得和“师”扯上关系，我至多算作小师，原因很简单：我离大师还有十万八千里。惟抱大愿：写铺天盖地字，做无声无息人。
公元1985年那年，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想法，那就是：写一部关于国学方面的书。这个想法是我在初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之时。那时节，刚刚而立：值人生体性最旺之时，值人性刚骨最烈之际，值求知欲望最盛之刻——每每凌晨伴星月，夜夜几乎丑不眠。精力澎天，事业如日，纳识如虎，声名鹊起不说，所谓的华彩文章央省地县四级媒体，铺天盖地，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所以，那个非常好的想法，三搁四拖，加上岁月过于不经抗，一晃就是七年滞止。
直到1992年，冷不丁几声山雀鸣柳，也一并唤醒了沉睡的我，那个活滴溜溜的想法，不易记忆又颇难忘却的想法再次萌动，重新回防。记得那是个曾经鸿基几时的粮食部门眼瞅着就要分崩离析之时的前夜，我终于再一次握紧尊贵的椽笔，挥毫墨纸于泛篇巨制，才有了这一套《经典国学鉴往圣》12部书的成型问世。初衷很简单，也很高贵，那就是想让国人在不久的将来迎接即将复活的国学回归热，写这么一部书，好让那些在崇敬中求念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们多一个可以翻阅的古哲依据，好让人们更加明白或更多的知道：什么是国学？每一部经典国学的作者是谁？每一部经典国学都写了一些什么，又分别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完成的等等。
《经典国学鉴往圣》是一套完整的国学方面的类似于工具方面的书籍，是一个固化的国学体系丛集，全套育书12部。这一套十二部书收录了315部国学经典里所谓的作者即古哲先贤几百位，其中有14位（孔子门下有的均为无名氏不便列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金刚经》后秦鸠摩罗什、《楞严经》唐代般剌密帝、《无量寿经》三国魏康僧铠、《肇论》东晋僧肇、《法苑珠林》唐代道世、《童蒙止观》隋代智顗、《弘明集》梁代僧祐、《祖堂集》五代静筠禅僧、《五灯会元》宋代普济，他们这些大德高僧译制的都是印度佛经，换言之，属印度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所以不可以正儿八经嵌入国学序列。之所以写入这套书籍，是因为这些书籍尽管是外来文化，但却已然中国化了，故。如果说佛学是国学的组成部分，也只能是唐代六组慧能的《坛经》作数，其余都是外来文化，可以敬重，却不可以视为国学。收录这些人物，通常情况下，都是按照书名记号以及作者著述出场顺序而对作者进行罗列排序的，如逢或缺作者的典籍，只写“佚名”或“暂略”即是。该套书籍《经典国学鉴往圣》有一些共性特例，需要进一步说明，以予读者增诠解惑之便：
第一，作者重复罗列。譬如《周易》与《诗经》，这两部经典的作者均有孔子参与，但编著者并未舍弃某一部的作者介绍，而是采取了选角度、定本位、叠复介、强化读者记忆方法，给予了概念似乎重复却又别具角度的介绍。
第二,关于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它从1240年成书至今，已越阅七百六十多年沧桑。由于原作者失传记笔，今天本人在撰著这样一套史典时意将两位臣工人士记录烁牍，为的是弘扬之弘扬：其一，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我国文学史，有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史学者不能不提，他就是新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将《蒙古秘史》引入国家文学序列、并其后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辛劳，功垂青史，世代不可却忘。他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其二，另一位就是最早译注者余大钧先生。余先生生于1936年，卒于2006年，浙江宁波人，蒙元史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三，关于咸集史书的作者问题。关于史书咸集作者问题，是这部《经典国学鉴往圣》突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拿《旧唐书》为例：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事实未果。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即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实际上《旧唐书》的编纂者、原撰者、加之被参阅之史件的原著者，先后有24人献稿和参与，譬如：刘煦、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柳芳、贾纬、赵莹、张昭远、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王彦威、蒋乂、凌璠、南卓、薛璠、刘肃、李肇、林恩等。当然，这样的定论拢盖是否确切正规，这也仅仅是力布一家之言，尚待智识专家学者确权认同。
第四，关于存续学术争议问题。关于存续学术争议的话题，不是本著作者应该承担澄清的事项，故，不入重思慎撰之列。譬如：《穆天子传》学者姚际恒以为《穆天子传》为伪书（清学者姚际恒1647－约1715）。现在看来，姚际恒的观点有其可参考之处，因为这个人初为贡生，折节读书，涉猎百家，泛滥词章，经纶满腹，然后尽弃之，改专精经学。屏绝人事，专心治经，历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于诸经皆有论说，认为《古文尚书》亦为伪，所列之证据，与阎若璩不谋而合，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攻击图氏之说，又与际恒争辨，但始终不易其说。又著《庸言录》，杂论以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六十九种，真书杂以伪者十种；非伪书而作者伪者七种；书非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四种。其前人辩论精确有价值者，悉载于前，以期征信，使千百疑案昭然。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认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治学注重从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发。为清初最勇于疑古者，有论其考驳伪古文当不在阎若璩（读音：qú ，字义：1.玉环。2.姓）之下。也有谓其未免好为异论。另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而且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并非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这位伊曼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公元1865年至公元1918年)，被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即在敦煌石窟带走大量文书的人)推许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尚待后人进一步探明勘探。
第五，史载与考果之出入。在考果出入这个问题上《唐六典》比较典型。据史载，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说《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本书著编者巴·钢普力布经过多方阅史查资，将监修、主撰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非十四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将那些沉睡的腕们一个个唤醒，然后再将他们引渡到光明，好与今人一同分享中华文化的无与伦比。
第六，关于作者重复问题。在我研究的整个315部国学经典著作中，有少部分作者我想是：由于学识宽泛、精力沛然、上峰器睐抑或其它缘由，故时有跨书籍以著之象。这就难免形成那部著作在作者介绍上的重名问题。而这套《经典国学鉴往圣》作者，本着介绍内容的避熟就陌、个别叠合、重点涵盖、尽力错致、强化促纳的原则，给予了所谓的反复介绍。譬如圣人孔子：《周易》、《尚书》、《诗经》，三部名典均有孔老圣人参与，也值得照亹（读音：wěi、mén，此处读作第一个音，字义：1.水缓慢流动，无止无休，譬如：清流亹。2.形容孜孜不倦）以荐，不可慵惰略缩。
第七，关于一书多著者问题。一书多著在奔套315部经典里面，不是孤立存在。譬如《晋书》。《晋书》的作者涉及了22位，这22位依次按照古藉原排顺序相列：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其他16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李世民等。也就是说：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在内也于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之说；再如《唐六典》。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史载《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实际上经过多方查资，将监修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及其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旧唐书》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编纂者连同分章撰写者，加之参考过的作者所著，前后有如是了得。有鉴于此，巴·钢普力布（道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贤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史海沉钓，将那些沉睡的“腕们”唤醒，将他们引渡到光明，与今人一同分享华夏文化的快感与幸福。
第八，关于作品作者的认定问题。周知，因为年深日久，不少的作品就作者问题真的就成了问题。那么，待考的、存疑的、需要进一步确认的等等诸多情况。如何来解决这些事？本套12部丛书编著者基本上是采用两种态度：一是严格遵循史载；二是实在缺乏史载就近靠拢传说以记，总以为，那怕是先前给予读者一些启发，也总比空缺要良知的多。譬如：东汉时期《太平经》的作者，本书中已经载入作者两名，一是东汉时期的于吉，另一位也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名人宫崇。但其二人均未有足实的史载佐证。故，尽管本著中言之昭昭，却更需要谦虚就范，有待进一步考证，以给予读者更加严谨隙密的阅读记忆与研究的逻辑依据。
第九，《晚清文选》编者问题。尚需特别提及一下的是乃是：所有采选的著作中《晚清文选》属于年代最近作品，他是近现代郑振铎先贤——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民进先驱所编。
第十，关于弟子评价。至于说弟子禅觉对巴子的评价，我明白，那是一种善意的鼓励。谢过。而我既非国学大家，亦非文化大学士，更非国学大师，只是喜欢看书学习，也只是喜欢所谓的研究、琢磨撰写一点东西罢了。仅此而已，而已，而已。
本质地讲，巴子只是做了一点点训诂及其编纂之劳动而已，实在谈不上研究。顺便插一句：究竟什么是训诂呢？所谓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具体指解释古代汉语（文言文）中字词的意义。“训”，文字大师许慎先贤在《说文解字》中有释：“训，说教也”。段玉裁注释：“‘说教’者，说释而教之’”。明代梅膺祚《字汇》中有：“训，释也。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 用现代汉语说，“训”，就是用通俗的大白话去解释某些古涩文字的字义；“诂”，诂即指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字的古义，或用普遍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的字义，如不聿为笔。“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古训”。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我以为这个说道亦可。《尔雅》前三篇叫《释诂》、《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训”“诂”二字连用在一起，发端于周末鲁国人毛亨，毛亨注释《诗经》，定书名为《诗故训传》。实际上“训诂”用浅显的话来说，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来解释方言。而今天所谓”训诂”，往往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另一个则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之学的一个分支。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
《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从“经类类”第一章《周易》写起，到“道类类”第二章《太上感应篇》结束。第一章“经类类”十三部经典，第二章“道类类”十部经典，共计二十三部经典，二十三篇经典计参与往圣先贤12位之多。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重复作者不在计名之内。譬如：《周易》三位作者其中就有孔子，而《尚书》的作者也是孔子。这样作者只计算一位不会重叠。再如《周礼》的作者是周公旦，《尔雅》的作者也是周公旦，只计其一，未列其二，以免重复，人数多余；第二，有些著作是群体所做，故作者数量不便计算，是能回避。譬如《论语》，是孔子门人所作，这种情况不好计数，只得回避。但这些先贤中，无论监修，还是亲撰，抑或供资，乃至编著，不同程度地为时下的那部巨著倾奉了体心二力方始成就其书。在此，巴子以个人晚生学子的名义，对先贤们的文劳，鞠躬谢忱！
这套《国学经典鉴往圣》是在巴子一边撰写其他作品一边阅读《马克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总共5700万字，前后阅读40年）的穿插进行中参考了数以几百部古籍明贤之著撰写而成，说起来很是不容易。但反过头来看，总觉得意犹未甄所著堪忧，生怕有些史实不符而误导了读者，那时节我的罪过可就大了。转念一想，大家既然可以读懂这些文字，就必然具备着纠偏的能力，有劳了老师们！
尖若立锥，必乏衣食之士；齐如编贝，优登廊庙之贤。一部书看你如何去读，也就是说，看你抱着怎样的心态去读——君子可以读出拯救，小人可以读出灾难。
是为序。
作 者
1992年12月20日初稿
1999年11月19日二稿
2009年12月30日再修
2014年12月13日定稿
封笔于太平洋西岸玛嘎德书屋
●第二位《诗经》作者：尹吉甫
一、人物概况
尹吉甫，别名：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民族：华夏族，泸州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出生日期：公元前852年，逝世日期：公元前775，寿享78岁，职业：军事家、诗人、哲学家，中华诗祖，代表作品：《诗经》，《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主要成就：官到内史大臣，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尹吉甫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周宣王大臣。猃狁（读音：xiǎn yǔn，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战国后称匈奴）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墓和墓碑遗址。
二、 人物简经
宰相尹吉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西周奴隶制王朝（春秋战国时代之前）的一代宰相、军事家、诗人、哲学家。尹吉甫，出生日期：公元前852年，逝世日期：公元前775，寿享78岁，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古蜀国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人。周宣王的大臣，官至内史，有文武才。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三、将军坟墓
将军坟位于南皮县城西北5公里黄家洼村西南处，俗称将军坟。封土高1.9米，东西长5米，南北宽2．5米。曾有西周晚期青铜器“分伯吉父”盘出土，盘上有铭文133字，记述了尹吉甫征北严犹和征收南淮夷贡赋情况。清乾隆皇帝甫巡，曾命官员到坟前祭奠，并刻石立碑（现碑已毁）。今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尹吉甫增城筑台、抵御猃狁（xiǎn yǔn，词义：古代族名，又叫犬戎，古代活跃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到西周末期，长期的农耕和平环境，使得君王荒淫无度，玩物丧志，烽火戏诸侯。君主性格软化，无心富国强兵，结果周幽王被野蛮强悍的犬戎族攻杀，幽王的宠妃褒姒被掳，都城丰、镐西北被犬戎占领。强盛约三百年的西周覆灭）之事在平遥一带世代流传。明嘉靖十三年(1534)《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庙记》载：“人美公《六月》之作，所谓‘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北伐猃狁，至于太原’。既不恃胜贪杀，也不乘败穷追，仁义之师也。是其文炳葩经，而道统攸寓；武戡夷丑，而治统以垂万邦为宪之名，岂决溢哉？其庙貌祀仪，宜与天壤同悠久也”。至今，位于东城墙上面的尹吉甫点将台和东城墙内侧的尹公庙及城墙外侧的尹公墓尚保存完好。
四、相关传说
尹吉甫，姓兮，字伯吉父，房陵（今房县）人，死后葬于青峰山，周宣王的大臣。湖北历史上第一位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是《诗经》的主要编纂人。
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姬靖继位，选贤用能，国家兴旺，周室中兴。他任用尹吉甫、仲山甫、方叔、召虎为大臣。尹吉甫文武双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中国历史上继奴隶制商朝之后的第一个封建朝代，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所建立，定都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周宣王亲命大臣作诗为颂“文武吉甫，天下为宪”。被封为太师。
古房陵有与中华文明几乎同步的文明史，千里房陵的故土有着大量的尹吉甫的文化遗存。西周以后的封建王朝一直把尹吉甫推崇为“忠义”至尊的化身，后来一直成为王宫大臣们做人为官的典范。特别是房陵历朝历代官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尹吉甫在故地建墓、修祠、造庙，不仅是为了纪念尹吉甫房陵出生，食邑房陵，采诗房陵，葬于青峰的历史事实，更是为了启迪后人做“忠孝”的榜样。
房县民间有着大量有关尹吉甫的鲜活生动的传说故事，更有大量翔实的文物遗迹。有关尹吉甫的遗迹，有多处，其中为祀祠尹吉甫而修建的石窟“青峰宝堂寺”，大门用方石雕刻，寺中精美的石门、石窗、望柱、挟栏等就在绝壁上雕凿而成，寺内供奉着尹吉甫的石像，其像手中还握着一个大毒蜂。（另有传说）寺前有八间木雕结构庙房，还有高大庄严的龟驮碑，有二遵高浮雕龙凤碑、凤帽，都是远古御碑。清朝又两次扩建。有一巨立碑记。首句就点到说：“夫青峰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之佳城（佳城指古墓地）……”有关尹吉甫的传说故事在房县经群众口耳相传，世代不绝，与相关遗迹交相映证，特别是与尹吉甫有关的多处天官坟在房县的传说，更为生动传神。
在房县民间诗经民歌传唱从古到今，流传甚广，全县东、西、南方八个乡镇中大批农民能够用不同形式歌调唱出诗经“关睢”、“伐檀”等多首《诗经》诗歌。一篇《诗经》作者的故乡仍在传唱《诗经》的文章，曾经轰动大江南北，响彻海内外。
五、人物评价
有人说尹吉甫是房陵人，也有人说他是古蜀国江阳人，只是食邑房陵。过去县城东关有一方赑屃座的大石碑，俗称龟驮碑，记载尹吉甫生平事迹，文革后不知去向。听说房县博物馆现藏有一方周太师尹吉甫碑，不知是不是那方龟托碑。
尹吉甫姓兮名甲，字吉甫，尹是官名。后人以官为姓，称作尹吉甫；成为尹姓的滥觞。尹吉甫是东周宣王时的名臣，用后世通俗的说法，可称得上是文武双全。当时北猃狁入侵宗周，进攻到了泾水北岸,形势相当吃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取得胜利，反攻到太原，并在平遥一带驻防。尹吉甫还曾奉命在成周一带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赋。有一件很有名的青铜器兮甲盘，记载了尹吉甫征伐猃狁有功受赏及向淮夷征贡赋。《诗经六月》也详细的记载了尹吉甫伐猃狁匈奴之事。
尹吉甫和《诗经》很有些关系，《诗经》中有些篇章是赞美尹吉甫功绩的；更有些篇章是尹吉甫所作，象《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谢安石曾曾问他那位咏柳的侄女谢道蕴《诗经》何句最佳，道蕴答道“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我们现在看吉甫作颂，和《国风》中的一些篇章相比，象是缺乏低徊感人的气质。大官作诗，空见辞藻，少见性情，古今皆然。
更新的说法是《诗经》一言以蔽之是尹吉甫一人所作，持此说的好象是台湾的李辰冬先生，他作了一本《诗经研究方法论》，认为“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如果李先生的说法成立，尹吉甫可不是率尔操觚，而是比屈原早五百年的大诗人。但李先生的说法仅是一家之言，和《诗经》是民歌总集的传统说法相比，显得单薄，不好轻信。
尹吉甫也有不能让人首肯的地方。曹植《贪恶鸟论》云：“昔尹吉甫信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黍离》有句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对父亲尹吉甫的哀怨溢于言表。
六、出生探究
尹吉甫的“天生丞民，有物有则”的说法为儒家和道家同时提到，成为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渊源和引用例证之一。在《诗经》中确有这么一位古代先哲。
尹吉甫究竟是哪里人？中国有四种说法，比较突出的有四种说法：一说是西周房州青峰人、即今天的湖北省房县青峰人；二说是：西周封钜人、即今天的河北省沧州南皮人；三说是西周中都邑人、即今天的山西平遥人；四说则是古蜀国江阳人、即今天四川泸州石洞人。
周宣王（姬静）初年（约公元前820年），辅弼宣王的大臣有尹吉甫、仲山甫、方叔、召虎等。但尹吉甫为朝政中枢的重臣。宣王英明有道，“任贤使能”，使“周室赫然中兴”，百姓安居乐业，这与尹吉甫辅佐的功劳分不开的。周宣王五年六月（公元前823年4月，周历六月），猃狁（古部族名）迁居焦获，进攻泾水北岸，危及宣王。“宣王励精求治，命吉甫北伐猃狁”。吉甫亲率大军反攻到太原取得大胜，又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主持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赋，功绩卓著，深得宣王器重。据《东周列国志》载：“宣王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召见老臣尹吉甫和召虎于榻前，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湟，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协力辅佐，勿替世业！’”宣王故，立其子幽王，尹吉甫乃是佐命之臣，不久谢世。
尹吉甫曾作《大雅·庶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还有《大雅·嵩高》、《大雅·江汉》、《大雅·韩奕》等诗篇。他的诗歌主要是歌颂和赞美周宣王的功绩，但对宣王疏远贤臣等过失也作了善意批评。如《大雅·烝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宣王君德有失也，仲山甫则能补之”。又如《大雅·嵩高》文中对宣王含有讽意。他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宣王的“功"与“过”，对其作了正确地评价。吉甫的诗对于历代进步诗人影响较大。
中国湖北人说尹吉甫是西周房州青峰即今湖北十堰青峰人的依据是------宣王命诗人李孙赋《诗经·小雅·六月》曰：“戍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荨戍猃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言中兴佐命之臣，炳炳麟集，而维武经文，内安外攘，舍吉甫更莫与竟，颂诗者心窃企慕焉。周室中兴，盖内史尹公勋居多”。宋代出土的尹吉甫珍贵遗物“兮甲盘”，也叫“兮伯吉父盘”，也就是西周晚期青铜器，上铭文一百三十三字，亦记述了吉甫征伐猃狁和征收南淮夷贡赋的事迹。尹吉甫死后，葬于十堰青峰山下，今碑文尚存。明嘉靖间，知县夏维宁为其专修一坊，曰：“忠孝故里”。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重修十堰房州县城，曾石刻“忠孝名邦”四字镶嵌东门城楼。清朝时期十堰地方志《郧阳府志》中记载说尹吉甫是湖北青峰人，留有历史遗迹在。而清代贡生张开隐也有咏房州青峰佳景云：“记得房陵古号州，青峰更见景多幽。山为文峰峦环绕，寺有清泉水长流。同治年间仙佛在，尹公墓侧断碑留”。舒新城主编《辞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载：“尹吉甫：周房陵人，宣王修文武大业，进迫京邑，奉命北伐，逐之太原而归”。21世纪还有《诗经》诗句在湖北青峰山盛传，青峰流域曾是贺龙元帅率领红三军到达的地方，民间说贺龙对湖北青峰的尹吉甫也有耳闻。
房陵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房陵古为梁州城，西周以前为彭部落方国。 春秋为防渚，属麇、庸二国之地。战国为房陵，属楚。档掘 秦置房陵县，属汉中郡，以“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得名。 东汉末为房陵郡治，改属荆州。 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合房陵、上庸两郡悉培为新城郡，房陵为新城郡治台。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改属梁州。 南北朝时迭有变更。北周改房陵县为光迁县，为光迁郡治。 隋大业二年（606年）为房陵郡。 唐贞观十年（636年）改光迁县为房陵县，为房州治，隶山南东道。 宋雍熙三年（986年）升房州为保康军，隶京西南路。 元为房州治，隶湖广中书省襄阳路。至正二年（1342年）省房陵县入房州。 明洪武十年（1277年）降州为县，始称房县，属湖广布政使司襄阳府。成化十二年（1476年）房县改属郧阳府。 民国初年属襄阳道；民国二十年（1931年）隶湖北省第十一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改隶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 房县是革命老苏区。1931年夏，贺龙，邓中夏、柳直旬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主力转战房县， 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成立了房县苏维埃政府。 1946年7月，王树声、罗厚福率中原新四军五突围部队转战房县， 在房县中坝成立了鄂西北军区，鄂西北行政公署和房县人民政府，开创了以房县武当山地区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1949年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和陕南军区部队，发动房竹战役，解放房县，成立了房县人民民主政府，属陕西省两郧专区。 1950年4月改属湖北省郧阳行政专员公署。 1953年隶属襄阳行政专员公署。 1965年襄郧分设，房县仍隶属郧阳地区。 1994年郧阳地区与十睁蠢唯堰市合并，为十堰市所辖 。
中国河北人说尹吉甫是西周封钜人、即今河北沧州南皮人的依据是------尹吉甫在沧州南皮今碑文尚存。尹吉甫墓位于河北沧州南皮县城东3公里处，现墓封土很小，墓碑现存于县文保所。文武兼备，是周朝有名的“文以附众，武以威敌”的贤臣，死后葬于此地。公元1982年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四川人说尹吉甫是古蜀国江阳(今四川泸州石洞)人的依据是：陈鑫明在《周太师尹吉甫故里·石洞》一书中称，早在西汉，杨雄就在《琴清音》中记载了尹吉甫之子伯奇投江自尽后，吉甫抚琴追思的故事。东汉文学家蔡邕，则对吉甫弹奏的琴曲《履霜操》作了题解。 到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3“江水”中，记述江阳县（泸州古称江阳）时，抄录了西汉文学家杨雄记述尹吉甫之子伯奇的悲惨遭遇，这是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尹吉甫为古蜀国江阳人的最早记载。
抚琴台遗址“琴台霜操”，乃古泸州八景之一。 此外，陈鑫明还考证出，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高山村就是尹吉甫的出生地，纳溪区丰乐镇有尹太师夫人马氏墓地，尹氏宗祠和尹氏族谱及各种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这些都可以证明，尹吉甫是泸州人”。山西人个别地方的地方志也记载说尹吉甫是四川泸州人。
中国山西人说尹吉甫是西周中都邑（今山西平遥）人的依据是-----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墓和墓碑遗址。尹吉甫谢世后,就埋葬在这里。他的墓冢坐北朝南，至今犹存。明代万历二十五年即1597年，知县周之度于墓前竖了通碑,上书《周卿士尹吉甫神道碑》。此碑曾一度埋没,1983年在墓南100米处出土后,才又重新竖立于原位。
湖北、河北、四川、山西四省都留有尹吉甫的历史记载和遗迹，尹吉甫在各自的地方都小有名气，都认为是各自地方的人，但没有人争论和从根本上论证尹吉甫的籍贯。尹吉甫的名气在中国军事和哲学、文化领域影响较大，孔子、老子对尹吉甫都比较推崇，但是近代以来尹吉甫的名气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湖北襄樊人和河南南阳人曾为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的所属地争的不可开交，从市长到文化届官员、学者、名人到市井百姓都争的要打起架来，原因在于争夺“名人文化资源”，但是湖北十堰人、河北沧州人、四川泸州人、山西平遥人从政府到学界名人都没有争夺“尹吉甫名人文化资源”。
七、学术研究
目前研究尹吉甫的主要学术权威：一是台湾著名的文化学者李辰冬先生；二是大陆的著名湖北籍青年文化学者、作家金久皓先生；三是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籍文化学者夏传才先生；四是本著所谓的著名蒙古族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驰名文艺评论家、国学文化学者巴·钢普力布先生等。
台湾著名的文化学者李辰冬先生毕生研究尹吉甫并认为诗经是尹吉甫一人所做轰动世界；大陆的著名湖北籍青年文化学者、作家金久皓先生近几年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尹吉甫的文章，最早发出“西周宰相尹吉甫到底是哪里人？”的论证而引起全国人民对尹吉甫的关注，引起全国新闻单位对尹吉甫的关注，使得尹吉甫在世界的地位得到提升，金久皓先生研究尹吉甫的多篇作品成为“标杆性”文章而被世界媒介和所有研究关注尹吉甫的人大量引用，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和香港台湾的许多媒介引用的其实都是金久皓先生的见解和话语表述，金久皓先生最早在全国以专家学者的身份论证了尹吉甫是周房陵人的说法，这个说法得到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籍文化学者夏传才先生与蒙古族国学文化学者巴•钢普力布先生先生不约而同的赞同。而且由于受到著名湖北籍青年文化学者、作家金久皓先生作品的影响，湖北省十堰作家郭光林创作出版了第一部反映尹吉甫的长篇剧本《尹吉甫》，金久皓先生为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驱尹吉甫的思想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目前研究尹吉甫的权威；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籍文化学者夏传才先生以发表论证：“尹吉甫采邑在房县，其后裔世居于此，以房县为籍里，你们调查的材料可考可信。河北南皮县、山西平遥县的吉甫墓都是纪念墓，四川泸州之说系误传。《二南》是西周推行文王之化的乐歌，当然会广泛地推行于尹吉甫的采邑，并深入民间。你们发掘出当地民歌与《诗经》乐歌的结合，以及与尹吉甫相关的民间传说，很有价值”。的言论而声名大震，这个说法间接支持了与他素未谋面的著名文化学者金久皓先生的言论。
●第三位 《诗经》作者：孔子
一、人物概况
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即指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寿享73岁，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即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本名：孔丘 别称：孔子，字号：仲尼，尼父：孔夫子，所处时代东周春秋末期，民族族群华夏族，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出生时间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去世时间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主要作品《六经》，《春秋》中国东周春秋时期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主要成就开创儒学，编纂《春秋》，修订《六经》，创办私学。祖籍宋国栗邑（今商丘市夏邑县）父亲叔梁纥，母亲颜徵在，妻子亓官氏，尊称孔圣人，大成圣至先师，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信仰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圣人其政治思想核心是：“礼”与“仁”，其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而所谓“礼治”，即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君臣、父子、贵贱、尊卑都有严格的区别。
创立儒家学说派更多儒家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开创全新教育理念更多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主张无分贵贱不分国界，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开创了教育普及的先河。相关词条：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天下为公。
二、人物生平
（一）贵族出身
明代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里的孔子画像明代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里的孔子画像。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第十五世祖。六世祖时得姓孔氏，六祖称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即今天的商丘夏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避灾逃到鲁国的陬邑定居。木金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二）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征在（颜徵在）愿嫁叔梁纥。颜征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即儒略历公元前551年，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读音：yú dǐng，词义：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三）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 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
（四）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孔子圣迹图》之《命名荣贶》《孔子圣迹图》之《命名荣贶》。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五）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六）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七）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即：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孔子，于是，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八）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即今天的河南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天，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59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着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朋友，楚国派兵解救迎接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九）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帅鲁师与齐决战，后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尚缺问礼内容，待后复补）。
（十）孔子问礼于老子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了。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逝，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历经种种磨难，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十一）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即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才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后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后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后在两个楹柱之间，昨日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受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即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遂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直至今天，就连国际上也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而感佩无限。
三、人物成就
（一）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二）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明代王圻《三才图会》之孔子像，明代王圻《三才图会》之孔子像。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三）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四）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五）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六）旅游观念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他的旅游行为与修学、入仕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旅游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七）孔子的远游观和近游观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恋故土，应该通过游学四方来增长见识，实现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由此可知，孔子“重游”，反对“怀居”、“怀土”等心理和行为，甚而把贪恋安居、留恋故土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志。但是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确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双亲、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
那么，孔子既“重游”，又反对“远游”、提倡“近游”，岂不是自相矛盾？实则非也。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类似于“鱼和熊掌”的关系。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报效国家与侍奉双亲的对立统一。孔子虽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远游，虽然主张推行孝道，但更主张“治国平天下”。到底适宜远游还是近游，取舍标准就是是否“有方”。事实上，跟从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双亲健在者。孔子反对的只是无正当目的却超出合理程度的“远游”。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游，倡导“山水比德观”。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听乐观礼，开创了中国文化旅游的先河。据史书记载：“孔子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观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于向老聃学习乐礼。另外，孔子访齐，曾与齐太师交流关于“乐”的见解并达到忘我的境界。《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学习、欣赏古代的礼乐文明，这其实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文化旅游。
除了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旅，孔子还注重体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对于山水自然景观，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者的聪明锐利和流动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宽厚品格与庄重沉稳的大山相通。这就是“山水比德”的审美观、体验观。“比”指象征或比拟，“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质，意指在欣赏山水自然景观时，根据其特征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八）孔子主张旅游要健康有度，反对佚游
孔子曾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也就是说，以骄傲为乐，以到处游玩、游手好闲为乐，以大小宴为乐，都是有害的快乐。可见，孔子反对游手好闲、放荡游乐、毫无节制的游玩等佚游行为。他认为佚游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佚游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局限的，而且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害。
（九）人生观念
1.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2.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3.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5.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四、专著作品
（一）《六经》
古人认为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
（二）诗歌
《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上接第八期】
第一节《国学经典鉴往圣·自序》
我为往圣立
——自序《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
巴•钢普力布
品读弟子文，芽生良多慨然：首先感谢禅觉的抬举与鼓励，其次感谢他的心细陈结之劳，再次感谢他对华夏文化诚恳的敬重态度。但平心而论，如果把我非得和“师”扯上关系，我至多算作小师，原因很简单：我离大师还有十万八千里。惟抱大愿：写铺天盖地字，做无声无息人。
公元1985年那年，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想法，那就是：写一部关于国学方面的书。这个想法是我在初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之时。那时节，刚刚而立：值人生体性最旺之时，值人性刚骨最烈之际，值求知欲望最盛之刻——每每凌晨伴星月，夜夜几乎丑不眠。精力澎天，事业如日，纳识如虎，声名鹊起不说，所谓的华彩文章央省地县四级媒体，铺天盖地，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所以，那个非常好的想法，三搁四拖，加上岁月过于不经抗，一晃就是七年滞止。
直到1992年，冷不丁几声山雀鸣柳，也一并唤醒了沉睡的我，那个活滴溜溜的想法，不易记忆又颇难忘却的想法再次萌动，重新回防。记得那是个曾经鸿基几时的粮食部门眼瞅着就要分崩离析之时的前夜，我终于再一次握紧尊贵的椽笔，挥毫墨纸于泛篇巨制，才有了这一套《经典国学鉴往圣》12部书的成型问世。初衷很简单，也很高贵，那就是想让国人在不久的将来迎接即将复活的国学回归热，写这么一部书，好让那些在崇敬中求念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们多一个可以翻阅的古哲依据，好让人们更加明白或更多的知道：什么是国学？每一部经典国学的作者是谁？每一部经典国学都写了一些什么，又分别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完成的等等。
《经典国学鉴往圣》是一套完整的国学方面的类似于工具方面的书籍，是一个固化的国学体系丛集，全套育书12部。这一套十二部书收录了315部国学经典里所谓的作者即古哲先贤几百位，其中有14位（孔子门下有的均为无名氏不便列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金刚经》后秦鸠摩罗什、《楞严经》唐代般剌密帝、《无量寿经》三国魏康僧铠、《肇论》东晋僧肇、《法苑珠林》唐代道世、《童蒙止观》隋代智顗、《弘明集》梁代僧祐、《祖堂集》五代静筠禅僧、《五灯会元》宋代普济，他们这些大德高僧译制的都是印度佛经，换言之，属印度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所以不可以正儿八经嵌入国学序列。之所以写入这套书籍，是因为这些书籍尽管是外来文化，但却已然中国化了，故。如果说佛学是国学的组成部分，也只能是唐代六组慧能的《坛经》作数，其余都是外来文化，可以敬重，却不可以视为国学。收录这些人物，通常情况下，都是按照书名记号以及作者著述出场顺序而对作者进行罗列排序的，如逢或缺作者的典籍，只写“佚名”或“暂略”即是。该套书籍《经典国学鉴往圣》有一些共性特例，需要进一步说明，以予读者增诠解惑之便：
第一，作者重复罗列。譬如《周易》与《诗经》，这两部经典的作者均有孔子参与，但编著者并未舍弃某一部的作者介绍，而是采取了选角度、定本位、叠复介、强化读者记忆方法，给予了概念似乎重复却又别具角度的介绍。
第二,关于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它从1240年成书至今，已越阅七百六十多年沧桑。由于原作者失传记笔，今天本人在撰著这样一套史典时意将两位臣工人士记录烁牍，为的是弘扬之弘扬：其一，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我国文学史，有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史学者不能不提，他就是新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将《蒙古秘史》引入国家文学序列、并其后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辛劳，功垂青史，世代不可却忘。他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其二，另一位就是最早译注者余大钧先生。余先生生于1936年，卒于2006年，浙江宁波人，蒙元史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三，关于咸集史书的作者问题。关于史书咸集作者问题，是这部《经典国学鉴往圣》突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拿《旧唐书》为例：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事实未果。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即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实际上《旧唐书》的编纂者、原撰者、加之被参阅之史件的原著者，先后有24人献稿和参与，譬如：刘煦、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柳芳、贾纬、赵莹、张昭远、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王彦威、蒋乂、凌璠、南卓、薛璠、刘肃、李肇、林恩等。当然，这样的定论拢盖是否确切正规，这也仅仅是力布一家之言，尚待智识专家学者确权认同。
第四，关于存续学术争议问题。关于存续学术争议的话题，不是本著作者应该承担澄清的事项，故，不入重思慎撰之列。譬如：《穆天子传》学者姚际恒以为《穆天子传》为伪书（清学者姚际恒1647－约1715）。现在看来，姚际恒的观点有其可参考之处，因为这个人初为贡生，折节读书，涉猎百家，泛滥词章，经纶满腹，然后尽弃之，改专精经学。屏绝人事，专心治经，历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于诸经皆有论说，认为《古文尚书》亦为伪，所列之证据，与阎若璩不谋而合，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攻击图氏之说，又与际恒争辨，但始终不易其说。又著《庸言录》，杂论以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六十九种，真书杂以伪者十种；非伪书而作者伪者七种；书非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四种。其前人辩论精确有价值者，悉载于前，以期征信，使千百疑案昭然。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认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治学注重从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发。为清初最勇于疑古者，有论其考驳伪古文当不在阎若璩（读音：qú ，字义：1.玉环。2.姓）之下。也有谓其未免好为异论。另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而且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并非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这位伊曼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公元1865年至公元1918年)，被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即在敦煌石窟带走大量文书的人)推许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尚待后人进一步探明勘探。
第五，史载与考果之出入。在考果出入这个问题上《唐六典》比较典型。据史载，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说《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本书著编者巴·钢普力布经过多方阅史查资，将监修、主撰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非十四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将那些沉睡的腕们一个个唤醒，然后再将他们引渡到光明，好与今人一同分享中华文化的无与伦比。
第六，关于作者重复问题。在我研究的整个315部国学经典著作中，有少部分作者我想是：由于学识宽泛、精力沛然、上峰器睐抑或其它缘由，故时有跨书籍以著之象。这就难免形成那部著作在作者介绍上的重名问题。而这套《经典国学鉴往圣》作者，本着介绍内容的避熟就陌、个别叠合、重点涵盖、尽力错致、强化促纳的原则，给予了所谓的反复介绍。譬如圣人孔子：《周易》、《尚书》、《诗经》，三部名典均有孔老圣人参与，也值得照亹（读音：wěi、mén，此处读作第一个音，字义：1.水缓慢流动，无止无休，譬如：清流亹。2.形容孜孜不倦）以荐，不可慵惰略缩。
第七，关于一书多著者问题。一书多著在奔套315部经典里面，不是孤立存在。譬如《晋书》。《晋书》的作者涉及了22位，这22位依次按照古藉原排顺序相列：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其他16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李世民等。也就是说：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在内也于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之说；再如《唐六典》。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史载《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实际上经过多方查资，将监修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及其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旧唐书》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编纂者连同分章撰写者，加之参考过的作者所著，前后有如是了得。有鉴于此，巴·钢普力布（道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贤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史海沉钓，将那些沉睡的“腕们”唤醒，将他们引渡到光明，与今人一同分享华夏文化的快感与幸福。
第八，关于作品作者的认定问题。周知，因为年深日久，不少的作品就作者问题真的就成了问题。那么，待考的、存疑的、需要进一步确认的等等诸多情况。如何来解决这些事？本套12部丛书编著者基本上是采用两种态度：一是严格遵循史载；二是实在缺乏史载就近靠拢传说以记，总以为，那怕是先前给予读者一些启发，也总比空缺要良知的多。譬如：东汉时期《太平经》的作者，本书中已经载入作者两名，一是东汉时期的于吉，另一位也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名人宫崇。但其二人均未有足实的史载佐证。故，尽管本著中言之昭昭，却更需要谦虚就范，有待进一步考证，以给予读者更加严谨隙密的阅读记忆与研究的逻辑依据。
第九，《晚清文选》编者问题。尚需特别提及一下的是乃是：所有采选的著作中《晚清文选》属于年代最近作品，他是近现代郑振铎先贤——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民进先驱所编。
第十，关于弟子评价。至于说弟子禅觉对巴子的评价，我明白，那是一种善意的鼓励。谢过。而我既非国学大家，亦非文化大学士，更非国学大师，只是喜欢看书学习，也只是喜欢所谓的研究、琢磨撰写一点东西罢了。仅此而已，而已，而已。
本质地讲，巴子只是做了一点点训诂及其编纂之劳动而已，实在谈不上研究。顺便插一句：究竟什么是训诂呢？所谓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具体指解释古代汉语（文言文）中字词的意义。“训”，文字大师许慎先贤在《说文解字》中有释：“训，说教也”。段玉裁注释：“‘说教’者，说释而教之’”。明代梅膺祚《字汇》中有：“训，释也。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 用现代汉语说，“训”，就是用通俗的大白话去解释某些古涩文字的字义；“诂”，诂即指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字的古义，或用普遍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的字义，如不聿为笔。“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古训”。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我以为这个说道亦可。《尔雅》前三篇叫《释诂》、《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训”“诂”二字连用在一起，发端于周末鲁国人毛亨，毛亨注释《诗经》，定书名为《诗故训传》。实际上“训诂”用浅显的话来说，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来解释方言。而今天所谓”训诂”，往往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另一个则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之学的一个分支。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
《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从“经类类”第一章《周易》写起，到“道类类”第二章《太上感应篇》结束。第一章“经类类”十三部经典，第二章“道类类”十部经典，共计二十三部经典，二十三篇经典计参与往圣先贤12位之多。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重复作者不在计名之内。譬如：《周易》三位作者其中就有孔子，而《尚书》的作者也是孔子。这样作者只计算一位不会重叠。再如《周礼》的作者是周公旦，《尔雅》的作者也是周公旦，只计其一，未列其二，以免重复，人数多余；第二，有些著作是群体所做，故作者数量不便计算，是能回避。譬如《论语》，是孔子门人所作，这种情况不好计数，只得回避。但这些先贤中，无论监修，还是亲撰，抑或供资，乃至编著，不同程度地为时下的那部巨著倾奉了体心二力方始成就其书。在此，巴子以个人晚生学子的名义，对先贤们的文劳，鞠躬谢忱！
这套《国学经典鉴往圣》是在巴子一边撰写其他作品一边阅读《马克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总共5700万字，前后阅读40年）的穿插进行中参考了数以几百部古籍明贤之著撰写而成，说起来很是不容易。但反过头来看，总觉得意犹未甄所著堪忧，生怕有些史实不符而误导了读者，那时节我的罪过可就大了。转念一想，大家既然可以读懂这些文字，就必然具备着纠偏的能力，有劳了老师们！
尖若立锥，必乏衣食之士；齐如编贝，优登廊庙之贤。一部书看你如何去读，也就是说，看你抱着怎样的心态去读——君子可以读出拯救，小人可以读出灾难。
是为序。
作 者
1992年12月20日初稿
1999年11月19日二稿
2009年12月30日再修
2014年12月13日定稿
封笔于太平洋西岸玛嘎德书屋
第二项 关于作品《春秋左传》作者：左丘明
一、人物概况
左丘明，别名：鲁君子，信仰：儒学，国籍：中国东周鲁国，出生日期：约前502 年，逝世日期：约前422年，享年82岁，出生地：东周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即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职业：史学家，文学家，散文家，政治家，代表作品：《左氏春秋》、《国语》，主要成就：著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著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相传左丘明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他还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汉族，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而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山东泰安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
世代左史。左丘明后人研究认为，左丘明是齐国开国之君姜太公二十一世、太公少子印（穆公）二十世裔孙，楚左史倚相之孙，鲁太史成之子。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邑于营丘即今山东临淄一带。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
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
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
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为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鱼村，做了鲁国的太史。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为老祖宗封地营丘的“丘”字。他的儿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
二、参政议政
左丘明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加上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这样说是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读音：lù，字义：眼珠转动。组词：双睩。睩睩。曼睩。睩老。睩眄。蛾眉。曼睩）邑，如此这样，左丘明冷静地分析了三桓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的原因，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三、纂修史书
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周敬王四十一年（约前479） ，晚年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左丘明辞官还乡后，建立了左史书舍，开始编纂《左传》、《国语》。左丘明纂修《国语》的时候已经失明了。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候的要闻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汇集成著名的历史名著《国语》。《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
公元前451年前后，左丘明因病去世，并安葬于故乡肥城石横镇衡鱼村东北处。
四、人物成就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一）文学创作
《左传》左丘明相传著有《左传》、《国语》两部文学巨著。《春秋左氏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二）思想主张
左丘明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未完待续）
（编辑 初科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