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裂度：即在没有确定造福或撕破脸皮对象之前，仅仅是一念之间的玄虚”。“裂度”作为道空先生首创的一个哲学命题，我初步理解为：它包含着情感向度在不确定之前的漫无目的性，所有思维是一盘散沙，无法合并拢型为一个整体的思路模式（这个理解在后来得到了道空先生的赞许）。我是携带着这样的探索情愫开始编辑而与这些文字谋面的。我想，读者朋友和我的情怀是一致的，都是一帮喜欢学习研究学问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拟连载巴•钢普力布先生有关哲学话题的文章《“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命题简论》，怀着好奇的心认真读完了这篇文章，试图探究“哲学”为什么要“拘谨”？而“文化”又如何“放肆”？将近六万言文章中文化侧点多有繁荣，但归结起来文章告诉我一个深刻的道理：“态势威胁一定要携带本质同时抵达，否则一旦实质露白便大事不好。因此我坚信：哲学的单极时代早已过去，哲学的宗教权力与文化的民族义务，就“拘谨”与“放肆”源自判断角度而言：至少他它们在真的在乎过它们彼此之外，也一并真的在乎过我们，所以并非对立。‘放肆’是以‘谨慎’‘变量’的姿态出现，而‘拘谨’不是‘憋屈’‘现量’的持续。”相信，在您认真读完巴先生这篇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性简论之后，当会如我，获得您所需要的清新文化的滋养。
——文心
【连载之二】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命题简论
作者：巴•钢普力布
【接上期】
文化属于大显性文化本体的祖概念。既然有“显性”必然有“隐性”，何谓“隐性”文化？就是“文化素”，意即没有进入直接的文字表述序列。譬如三座大山的“山”，譬如第二条河流的“河”，譬如一轮明月的“月”，这些“文化素”在没有命名之前都属于“隐性”文化，亦称之为“文化素”。所谓的“大显性文化”即千百年了已然进入以文字符号为表述方式的序列。当然除了祖概念之外旗下尚有诸多子孙概念，譬如：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语言文化、谋略文化、攻防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大婚文化、丧葬文化；复譬如数学文化、力学文化、理学文化、道学文化、儒学文化、史学文化、哲学文化等等。显而易见，“哲学”同样是一个文化概念。道空无意将大显性文化（一艘祖文化航母）VS一只微型渔舟（子孙文化）进行投桃送李般的较量，而是有意将它们除去身份体量的不同之外，裂变为一双文化阵营的对垒对象，然后进行不同角度和含义别裁的内涵角逐与读者再认知，再然后梳理出显性大文化与带有半隐形状态的哲学文化的非共生点与共情质地，以此来甄别出“拘谨”与“放肆”的特征及其多向利弊价值的归宿，并触发人类在智慧面前撬动更为有效的自觉能力。
——作者手记
（四）“哲学拘谨” VS“文化放肆”
“哲学拘谨”VS“文化放肆”核心矛盾点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务须提及，以助力读者从中明辨可能存在的是非。首先哲学中提到的矛盾点通常是指事物内部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譬如正和负、加和减、美与丑、高与矮等。在讨论“哲学拘谨 VS文化放肆”这一表述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对峙状态，即“拘谨”与“放肆”之间的矛盾；其次从哲学本体角度而言，“拘谨”与“放肆”可以被视为两种极端状态，是合拢之前的一种有意识崩盘状态，它们之间最终的矛盾点在于如何达到一种平衡或中和的状态：趋于“同一”——矛而不盾。譬如，孔子提到的“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说明了过度的某种特质、譬如恭敬、谨慎、勇敢、直率而缺乏适当的节制（礼）会导致负面的结果。就像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过分对一个人热情和支助，必然会导致热情者的后遗症——别有用心？他想干什么？因此，核心矛盾点在于如何在“拘谨”与“放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行为既不过于“拘谨”也不过于“放肆”，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平衡点在不同的文化和情境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文化教育来中和个性中的极端倾向，以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和谐共处。
第二节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边界的界定探讨
一、概念解析与核心差异
（一）哲学拘谨
“哲学拘谨”可理解为在行为、表达或思维中遵循一定的规范、原则或内在逻辑，强调适度、理性与秩序。从传统文化视角看，孔子提出的“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读音：xǐ，自已：害怕、胆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强调了”礼”、即规范、原则的重要性——若仅有外在的恭敬、谨慎、勇敢或直率而缺乏内在的“礼”、即精神内涵与文化规范，会导致行为失当或内心不安。这种“拘谨”并非消极的束缚，而是通过内在修养实现的平衡，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哲学”遥相呼应，追求在放松与端正间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譬如道空曾经说过几句话：“有形的牢笼可以困住我们的身体，无形的精神枷锁才是致你生命泯亡的利器。”其实，这也是一种“中道哲学”——既承认了“牢笼”的功用，又阐明了“精神枷锁”的歹毒。什么是“中道？”均衡就是中道。
（二）文化放肆
“文化放肆”则更偏向突破传统规范、挑战既有边界又强调创新的自由表达与多元性可能。在文化实践中，它可能体现为对礼制、习俗的超越，或在特定情境下、譬如社交场合、艺术创作的非正式化表达；譬如在社交场景中“拘谨”可能表现为过度的礼节约束如同小脚婆姨，而“放肆”则可能体现为更自然、不受拘束的互动就像五代十国时期的的郭威：后汉隐帝刘承佑，郭威的全家是被后汉隐帝刘承佑下令杀害的。郭威功高盖主不得全身而退，刘承佑因猜忌听信谗言畏惧郭威的权势，身边奸臣臣的挑唆，决定诛杀郭威及其家人。在外为国舍命的奋战郭威，刘承佑派使者前往魏州诛杀郭威，但走漏了消息。郭威得知全族168口人尽数被斩杀后，不得已郭威起兵造反，最终攻破京城，灭掉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王朝。而年纪轻轻的刘承佑在逃亡途中被心腹郭允明所杀死。刘承佑在公元950年听闻郭威造反，组织军队抵御，刘承佑硬着头皮亲征，结果在七里坡被叛军击溃，在逃亡途中被心腹郭允明杀死，时年才21岁2。刘承佑被杀后，郭威率军进入了首都开封，先是逼迫李太后册立自己为了监国，然后在次年正月，正式废汉建周，是为后周太祖郭威。在进入大梁后，曾表示“他杀我全家，我再杀他全家，冤冤相报何时了”，并只处斩了直接杀害他全家的刘铢，未对刘承佑的家族进行大规模报复。郭威真人也！郭威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王朝的开国皇帝。在未发迹之前，他曾因路见不平，怒杀横行霸道的屠夫，成为杀人犯并入狱。后来出狱的郭威在乱世中崛起，建立了后周。然而，后汉隐帝因猜忌郭威，杀害了他的全家。郭威最终起兵造反，成就了一代帝王之位：太祖郭威，广顺3年（951-953）；世宗柴荣：显德6年（954-960）。在柴荣之前的是郭威，他是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在位期间，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开始显露出民富国强的迹象，为周世宗柴荣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威去世后，柴荣继位，即周世宗。公元959年3月28日周世宗柴荣亲征契丹途中突患大疾，返回开封后的6月19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去世，公元960年陈桥事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为皇，此为后话不提忔（读音：yì，字义：厌烦）其。
道空之所以不惜浪费言语表述了如此大段的文字，意在传达一个重要的价值：无论是刘承佑还是郭威，他们的所有表达都属于“文化放肆”的范畴，都在有意无意地在震碎“哲学拘谨”的宫殿，当然不排除他们在某些文化语境下被视为释放真实自我的必要方式，他们的释放是代表着人类人心的主流，尽管我们不主张血刃生命，尽管这种证据从古至今浩如天星，我们只拈其一足够说明。
（三）界定“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边界
1.边界界定的原则
“哲学拘谨”的核心在于体现“礼的精神”、即内在的文化内涵与道德自觉，而非单纯的外在形式。譬如，孔子反对“恭而无礼”，即仅注重表面恭敬而缺乏内在修养，必然会导致身心疲惫、即“劳”。真正的“拘谨”应该是内在没有受限的自觉心理状态下的体现，而非被动遵守外在的规则。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需以尊重基本价值为前提，避免因为情愫冲动而滑向无序。诚如道空所言：“馒头掉在地上，如果没人告诉你，你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如是说来，知情与不知情，只是心理觉知的一种蒙蔽反差结果，与本质没有必然关系（引自力布《坛经灭惑》）”。故，“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可以通过对话、可类比文化互动实现阶位层次，虽然能够暂时破除等级身份，为各自心理创造平等感体验，但需避免沦为情绪宣泄或彼此攻击的把柄，或无定向式的大面积诅咒。故要牢记：其目的是促进理解而非破坏共识。
2.场景与语境的适配性
“场景”与“语境”的适配性指的是资料的价值高度依赖于使用场景，精准资料应与使用者的具体目标、角色和决策层级完美匹配，否则事物会发生一塌糊涂的结局。譬如一份关于半导体收音机技术的详细检验报告，对实验室的研究人而言是精准资料，但对一位只想购买家用电器的消费者而言则可能信息过载且晦涩因此而会置之不理。因此，精准资料必须根据使用者的具体需求和背景进行匹配使其自觉产生互动，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实用性。譬如公私领域的区分：在公共事务或正式场合，“哲学拘谨”的规范性更为重要，以维护秩序与尊重；而在私人空间或非正式文化场景、艺术创作场景、社交聚会场景、喝下午茶等场景，“文化放肆”的适度突破可以激发生命活力。譬如《论语》中“居不客”，主张居家时不必像做客那般拘谨，强调私人空间的本真与放松，这与“文化放肆”是在特定的私人领域里的合理性有相通之处。
3.文化语境的差异
不同文化对“放肆”的容忍度不同。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中，过度“放肆”可能被视为对群体和谐的破坏；在鼓励个人表达的文化中，适度“放肆”可能被视为一种含有正负能量创造力的体现。文化语境的差异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在交流、行为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这些差异由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教育和传播媒介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具体来说，文化语境的差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理位置与环境因素。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地理隔离导致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地理环境影响所故，进而形成独特的思维形式和语境文化。譬如热带地区的人们可能更注重休闲，而寒冷地区的人们则更强调坚韧；二是历史发展轨迹。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语言使用、生活习俗传承和价值观塑造等方面。这些历史印记会在语境文化中得以保留和传承；三是宗教信仰与哲学观念。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会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影响他们的交流方式和语境文化的形成。譬如，儒家思想强调和谐与礼貌，而西方哲学中的个人主义则使西方人更注重个体奔放的表达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四是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不同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会导致人们在交流中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规范存在差异。譬如，某些地区重视礼仪和仪式感，一块头巾无论春秋冬夏都戴在头上，而另一些地区则更注重实用性和效率，譬如将一应物资堆放在一起，不采用繁琐的分仓间隔，既实用又有效率；五是教育与传播媒介。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交流习惯。不同的传播媒介可能会对语境文化产生不同的熏染和影响，譬如台海有些民众对大陆的印象是另类的，这与当局传播媒介的罔顾事实口径有关。此外，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中国文化的汉语语境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高语境文化，华夏文化之所以就信息的诠释与获得对语境有较高的依赖，完全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将一件最为繁杂的事物解释和表达的如此条清析缕，所以对语言依赖程度相对偏低，因为不需要重复与啰嗦。而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因为表达笼统、存在解说语境中的模糊地带，信息的阐释与获得对语言本身依赖度高。总而言之，文化语境的差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4.目的导向：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区分
“哲学拘谨”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如孔子所倡导的“中庸”之道，追求恰到好处的平衡。“文化放肆”的价值在于推动文化创新与借助更加灵性的反思行为去实现从前未能实现的，但需要以建设性为目的。如若“放肆”自然会导致对他人的冒犯、对公共利益带来的某种损害，此则超出了合理边界。譬如，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吵架”，首先我们认定吵架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其次比较严重的显然是一种缺乏对话精神的龌龊事态，因其以彼此攻击毫无缓冲地替代了理解与和谐，故违背了文化互动的建设性原则。
5.实践中的平衡路径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在实践中的平衡路径主要通过“允执厥中”的贯穿。“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的平衡问题，涉及到理性约束与自由表达、秩序规范与创新活力的辩证关系。但结合哲学中的平衡理论、文化发展与哲学实践的关系，探索二者在实践中的平衡路径主要考虑如下思路：一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首先，我们再行理会一下”哲学拘谨”的内涵。“哲学拘谨”可以理解为哲学思维中强调的理性、逻辑、系统性及对本质规律的追求，表现为对事物的审慎判断、价值规范的坚守和对过度自由的约束。譬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传统强调“合理、计划、平衡和遮掩”，诚如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每分每秒在张狂，而大地每分每秒都在遮掩”，“遮其丑，蔽其恶，是人类人性属性中荒谬性中的理性思维成分（道空语）”，它体现的正是理性对无序状态的约束作用。这种“拘谨”并非消极限制，而是通过建立内心秩序与外部秩序、明确事物边界，为实践提供稳定的价值导向和方法论基础。其次，文化放肆可视为文化表达中的突破性、创新性与自由精神，表现为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多元文化的碰撞及个体创造力的悬空式飞翔性释放。在文化发展中，这种“放肆”是推动文化多样性、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动能，尤其在文化创新、艺术表达等领域，适度的“放肆”能够打破思维定势，催生新的文化形态。譬如道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中期看到一地元宵节活动，仅是高磊的大同煤炭就足足有五丈高，这恐怕是道空见过最为放肆的“文化放肆”。那种不惜浪费只为民众心气窜高以备来年再战的善良愿望，着实让人感动不已；二是平衡的必要性。基于阴阳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启示。首先，阴阳哲学的对立统一视角。阴阳哲学强调“对立统一、互根互生、消长平衡”，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阴阳两极动态平衡的结果。若将“哲学拘谨”视为“阴”（内敛、规范），“文化放肆”视为“阳”（外放、创新），则二者并非对立排斥，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补的统一体。缺乏“哲学拘谨”的“文化放肆”显得单调而无趣，尚可能导致无序与混乱。而缺乏“文化放肆”的“哲学拘谨”则可能陷入僵化与保守。正如社会发展需平衡“经济发展（阳）”与“文化发展（阴）”，文化实践亦需在“拘谨”与“放肆”间寻求到类似火车头试验动能的动态平衡术。
其次，实践哲学中的平衡原则。从实践哲学角度，平衡需兼顾“本质追问”与“现实适应”。真正的实践智慧需在“描述现象”与“阐释本质”、“解决问题”与“构建范式”之间连环性质的实践平衡。这种思维可迁移至文化实践中：“哲学拘谨”提供“阐释本质”的深度（如对文化价值的坚守），“文化放肆”提供“解决问题”的广度（如对现实问题的灵活回应）。二者的平衡是实现文化实践既有深度又有活力的关键；三是实践中的平衡路径、首先，以哲学拘谨为框架，引导文化放肆的方向，确立价值锚点，通过哲学思维提炼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譬如道德理想、社会责任，为“文化放肆”设定边界。譬如，在文化创新中，以“提升健康、智慧、理想、责任、互爱五大福祉”为目标，确保放肆的表达不偏离人类共同价值，而非为了某种图谋一种快活的缺乏边际的“放肆”。构建规范体系。借鉴“双文化锚点”理论，在差异中寻找共通符号，通过建立文化表达的基本规范（如尊重多元、反对极端），使文化放肆在有序框架内进行。其次，以“文化放肆”为动力，激活哲学拘谨的活力。推动哲学创新，文化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可倒逼哲学思维突破传统框架。譬如，数字时代的文化表达（如网络亚文化、新媒体艺术）对传统哲学中“文化”“传播”概念的挑战，促使哲学拘谨从静态规范转向动态适应。丰富哲学实践形式，通过文化放肆的多元表达（如艺术、文学、大众文化），使哲学思想更具亲和力与传播力，避免哲学拘谨陷入抽象化、精英化的困境。再其次， 动态调节机制。基于情境的平衡调整，区分实践场景，在文化传承场景中，可适当强化“哲学拘谨”，譬如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需遵循严谨标准。在文化创新场景中，可适当放宽文化放肆（如鼓励实验性艺术创作）。
引入反馈机制：通过社会反馈、文化效果评估，动态调整二者的比重。例如，当文化放肆导致价值失序时，加强哲学拘谨的引导；当哲学拘谨抑制创新活力时，鼓励适度的文化突破；四是案例借鉴。媒介实践中的平衡尝试，体现哲学对“”主体间性”的追求（拘谨），又通过灵活的传播策略适应不同文化语境（放肆）。这种“在差异中求共通”的思路，可迁移至文化实践：以“哲学拘谨”确立“共通价值”、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化放肆”为先驱探索多样表达形式，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6.“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的平衡再强调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的平衡，本质上是理性与自由、秩序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需以阴阳哲学的动态平衡观为指导，以“哲学拘谨”提供价值的锚点和规范为框架，以“文化放肆”注入活力与创新，通过动态调节与场景适配，最终实现文化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这一过程既需要哲学思维的深度支撑，也需要对文化实践的开放包容，如是方能在“拘谨”与“放肆”之间开辟一条富有生命力的实践路径：一是从哲学维度角度讲，“哲学拘谨”的实践要点与“文化放肆”的合理边界实质上是在某一刻间应该是晚上八点的同一维度——180度；二是从内在动机而言。基于道德自觉与文化认同，基于创新意图与尊重他人；三是以外在表现来说。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服从于形式，但同样要避免倾向化与绝对化，二者融达才是最好的配伍。避免形式主义，表达自由但不逾越法律与伦理底线，就像孔老圣人所言“七十从心而不逾矩”；四是从动态调整角度而言。随场景灵活调整规范的松紧度 在传统与创新间寻找到更加接近科学的平衡点。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并非对立，而是文化实践中的互补维度。界定二者边界的关键在于：以内在的道德自觉与文化认同为根基，以场景适配性和建设性目的为导向。正如孔子强调“礼”的精神内核而非形式，“文化放肆”也需以尊重基本价值为前提，避免陷入无序；而“哲学拘谨”则需避免僵化，允许在适当场景下的灵活表达，最终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统一。这种平衡既是传统文化智慧的体现、譬如“张弛之道”，也是现代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最核心的三个分界点
1.“哲学拘谨”
“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的表述并不是非常标准化的哲学学术用语，但不乏哲学成分。所以从哲学与文化的核心差异角度而言，可从以下三个分界点理解二者在哲学前提下的的主要区别。首先从哲学与文化的基本定义及关系分析来看：一是研究对象与本质属性的分界。“哲学拘谨”体现在其对普遍规律和本质的追求，强调系统性和逻辑性与严谨性。这是因为：哲学是以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为研究对象，致力于从最一般本质和最普遍规律层面把握时代脉搏的任务，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核心是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谨性。譬如，哲学探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如何认识世界”、“生命追问”等根本问题，这些都需要遵循逻辑推理和理性思辨来完成，以避免随意性、肤浅性和主观臆断情形的发生。“哲学的‘拘谨’这一表述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我们知道，‘拘谨’通常指拘束谨慎、拘束而显现出某种不自然，常用于描述人的性格特点或行为方式，特别是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拘束害羞，不敢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如果将“拘谨”这一概念应用到哲学本体或做人的哲学层面，可以理解为一种谨慎、克制、内规的生活态度。譬如，道空提出过得：“拘谨而不谨束，知足而不满足，平常而不平庸，随和而不随便，放松而不放纵的做人哲学（引自力布《坛经灭惑》）”。这就表明在行为和思想上保持适度的约束和谨慎，但又不失灵活和开放的态度。因此，“哲学的拘谨”可能体现为：一是适度的自我约束在行为和言语上保持谨慎，避免“行过诚而失范，言过实而有狱”的桎梏之灾，一个人行为过分诚实，就是失去应有的规范，说话过了头就会有牢狱之灾。做人既懂放纵，又要知敛性，但又不失自然和真诚；二是审慎的思考方式。在面对问题和决策时，采取审慎的态度，不急于对人或事物评头论足，不轻易给任何人或事物下结论，更不要因为轻信而误会或冤枉了任何人或事物，追求理性与深思熟虑，所谓的：话到嘴边留半句，做事一定留余地；三是平衡的生活态度。在保持自我约束的同时，不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不要放弃对正义和光明的拥戴，不要陷入极端的保守或放纵的泥泞之中。
2.“文化放肆”
“文化的放肆”则表现为多样性、包容性和实践性。上文说过，文化是一个集团概念，涵盖了人类精神活动、包括思维形式及其产品产能、价值观、艺术、习俗、科技等，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故允许不同风格、视角甚至冲突的同时仍需并存。文化更贴近生活实践，反映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可能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不局限于单一的逻辑框架。“放肆”一词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指言行轻率任性，毫无顾忌，是一个贬义词，用于批评或讽刺他人的行为过于放纵、不负责任或不考虑他人感受的情况等。然而，“放肆”在古代有其特定的含义，最早专指死人，本义是弃市，即把被杀人的尸体舍弃后陈列到市场上，以表示鄙弃之意。今非昔比，大意不同，可知如何应用，各自细心自明。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放肆”有时也被用作一种理念或口号，譬如广场舞就是突破某种规约的典型暴露点，它融合多元业态，为居民身心以及社区生活注入了活力。严格意义上讲，尽管是文化素而非文化，尽管尚待转换，但它的本质就是文化，因此构成了用“放肆”前置的“文化”理由。此外，“放肆”也出现在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批评中，譬如最初在讨论侵华战争始发年的节点问题上，有人认为是1937年，有人认为是1931年，还有人用“灭绝人性”来形容日本侵华战争的低俗污秽与毫无人性可言的罪行：譬如“马路达细菌试验”，这是典型的“文化放肆”。所以“文化放肆”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固定搭配，但我们可以从“放肆”和“文化隐喻”两个概念来理解其可能的含义：一是放肆的含义。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放肆”有放纵、不加约束的意思，也可以指言行轻率任性，毫无顾忌的宽展；二是文化隐喻的含义。文化隐喻是一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下，通过比喻、象征或暗示等手法，将某一概念、情感或经验以另一种更为抽象或具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语言现象。它不仅仅是语言的修辞手段，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深刻反映了文化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观。
结合“哲学拘谨”与“文化放肆”这两个概念我们进一步确认一下论点是否准确：所谓的“文化放肆”指的是在文化表达中的一种无拘无束、大胆创新的状态，这种状态通过文化隐喻来体现、或曰通过文化预示来体现。譬如在某些文化叙事中，创作者可能会通过沉默、象征性意象、时间的压缩与线索的错置等手法来制造张力，挑战传统的伦理边界，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反思。但说一千道一万，让“拘谨”与“放肆”回归到各自的本体位置，并加以适当的调控限制，让“拘谨”不再像从前那样拘谨，让“放肆”不再像从前那样放肆。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生活时时处处严肃的很，看似所谓的嘻嘻哈哈，其实没有和你开玩笑，说白了“社会就是一个布满了大坑的夜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的什么地方等着你一不留神就掉下去（引自力布《道空空言》）。”譬如某些影视作品，譬如某些小说，五光十色的内容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其间可能会以越界为卖点，牵出对边界的过度模糊甚至干脆破坏。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道德审美的下降，以及公众对底线这一概念的信任被侵蚀。因此，真正的艺术往往在挑战边界的过程中，保持对人性的温度与对受众的尊重，促使社会共同反思。
“文化放肆”的深层隐喻是指在文化创作和表达中的一种大胆创新、挑战传统边界的行为，这种行为通过文化隐喻来实现，并且需要在尊重历史、保护个体尊严的前提下进行，以维持公共讨论的理性与温度。“文化的放肆”在不同语境中可以体现为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或是对不良现象的批评。
1991年年02月17日一稿
1991年年03月17日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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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钢普力布，别名：孛勒塔合、哈那，字：子而、伯公、车夫，别字：道空、了乙、沃汗、贡嘎等，号：孤山愚翁，清虚居士，蒙古族，1954年11月生人，籍贯呼伦贝尔，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以修习易、道、儒、史、禅为学问研考对象，兼修语言学、伦理学、逻辑学、西方哲学、人性结构学、文化类别学等。书著有：《雪藏》、《知择》、《儒之术》、《诗赋茶香》、《三道扩录》、《禅履循要》、《孔林广记》、《心鉴宝通》、《奭跽史记》、《统僭通鉴》、《心鉴宝通》、《寻元探义》、《清虚禅思录》、《力布参悟录》、《九经大纲纪要》、《力布人性语论》、《文学与音乐语论》、《泛哲学命题闲聊》、《菩萨与道德精神》、《撕成碎片的哲学》、《力布鉴学文论集》、《经典国学鉴往圣》、《中西哲学阵营史话》、《不屈的光芒与最后的人》、《西哲裂变下的审美重组》、《人类理性危机与道德批判》、《艺术：超感性逻辑的理性法则》等。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