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周新民红色诗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改革开放至今，红色诗歌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李遇春主编的《红色诗歌经典概论》作为一部以红色诗歌为研究对...
周新民
红色诗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改革开放至今，红色诗歌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李遇春主编的《红色诗歌经典概论》作为一部以红色诗歌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既是一本红色诗歌选集，也是一部红色诗歌史，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红色诗歌经典概论》的首要价值在于廓清了红色诗歌的内涵，厘定了红色诗歌的特征。作者认为，大体而言，“红色诗歌”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作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思想核心的诗歌形态。同时，红色诗歌还有一个广义上的含义，指那些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情怀的诗篇。红色诗歌的基本特质是以红色文化为主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凝结了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厘清红色诗歌的范围和特质，为红色诗歌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标靶。
遵循诗歌的历史演进逻辑，以开放的文学史观，统摄新旧两类红色诗歌文体，是《红色诗歌经典概论》的特色。纵观红色诗歌发展可以发现，从诗体形式看，红色诗歌既有自由体也有旧体，而且旧体红色诗歌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在以新文学史观为主导的文学史书写范式中，旧体诗歌鲜有提及。这种文学史书写格局，自然就决定了数量庞大的旧体红色诗歌难以获得应有的关注与评价。事实上，红色诗歌新旧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割裂的。作者注意到，虽然职业革命家的红色诗歌以旧体诗为主，但新文学家中的郭沫若、田汉、臧克家、光未然、贺敬之等，都是对新旧诗体兼收并蓄的典范。这种创作格局决定了红色诗歌新旧两种体式并存的历史状况。作者敏锐注意到了这一点，以开放的文学史眼光面对旧体红色诗歌，将新旧两种诗体的红色诗歌一同纳入研究视野，为我们打开了一幅红色诗歌与红色历史相交织的壮阔画卷。
《红色诗歌经典概论》在红色诗歌史的叙述上也颇有特色。从宏观角度看，它是一部编年体的红色诗歌史，以诗作的创作时间（偶或参考发表时间）为序编排，比如第一编“红色诗歌的发生与红色诗歌经典的诞生”囊括了“毛泽东和他的《沁园春·长沙》（1925）”“朱德和他的《金缕曲·泸江感怀》（1926）”等章，第三编“红色诗歌的中兴与红色诗歌经典的繁荣”囊括了“艾青和他的《我爱这土地》（1938）”“光未然和他的《黄河大合唱》（1939）”“董必武和他的《别延安》（1940）”等章，鲜明地呈现出红色诗歌的时代性。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再到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诗歌与时代同行，编年体可以很好地把诗歌主题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但是，仅用编年体还不足以彰显红色诗歌的丰富内涵。因此，作者尝试了纪事本末体。《红色诗歌经典概论》共五编，每一编的第一章以“概观”总述这一时期红色诗歌概况，讲述其发展历史、基本特征和总体成就，类似于纪事本末体。如果将5个“概观”统而观之，就是一部红色诗歌发展简史。纪事本末体弥补了编年体在宏观层面缺乏穿透力的不足，直指每个历史阶段红色诗歌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此外，《红色诗歌经典概论》还吸纳了纪传体的经验，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对红色诗歌作者加以介绍，以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诗歌创作背景。《红色诗歌经典概论》以编年体为主，吸收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的方法，多维度展示红色诗歌的发展进程和思想艺术风貌，在方法论上具有创新的意义。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编辑 王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