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为
内蒙古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培养了我对草原牧民恒久的情感，也开启了我的艺术之路。那里，不仅一直成为我创作素材的母地，而且也决定了我此生画劳动人民、画边地少数民族、表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代言的艺术创作思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经常到牧区用水彩或速写采风写生，养成了动笔去观察和记录生活的习惯。内蒙古草原生活的长期观察和体验，为我积累了大量视觉形象素材，而草原生活丰厚的积累，使我常被那些牧民乐观、纯朴的情绪所感染，心中会抑制不住一股股创作的冲动。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创作了大量表现内蒙古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并有多幅作品入选当时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那时，我涉猎的题材非常广泛，并不断尝试用水彩、水粉、油画、国画和连环画等画种进行创作。
考进中央美院乃至后来定居北京，时间越久，对草原牧民的生活也越发怀念——辽阔的草原，袅袅的炊烟，空气中不时飘荡而来的夹杂着牛羊粪味的草的清香，都成为一种乡愁，引发我的怀远之情。的确，蒙古族人民质朴、热情、豪放、浪漫的性格，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成为我不断创作出描绘草原牧民生活作品的情感与素材资源，工笔画《布里亚特婚礼》《雏鹰》《幼师》《学射》《漠上》《草原上的歌》和《马背上的民族》以及水墨写意画《悠悠牧歌》《草原雏鹰》等一大批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创作，其实都得益于从生活中带来的感受，是草原生活提供了这些创作最真实、最直接的素材。此后，随着视野的开拓、也随着美协工作的需要，除内蒙古草原外，我也经常到新疆、甘南、四川、青海、云南、贵州以及偏僻的翁丁佤族村寨、布朗村寨、爱尼村寨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深入生活、写生创作。这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气候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但远离现代化城市的人们却个性敦厚，乐观积极。一次在云南傈僳族山寨写生，撞到的一幕情景令我终生难忘：一所简陋的小学校，几个年级的学生只能挤在一间教室上课，一个老教师因自己的孩子没人照看，只能肩背着小孩给学生们上课。当时，我快速拿起画笔用最快的速度勾勒下这一令我震动的瞬间。如果不深入基层，可能永远都不能遇到如此真切感人的画面，也不可能如此深入地了解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有时，在村寨老乡屋里写生，外面下着小雨，竹楼里的火塘、腊肉、黑黢黢的屋子，都会让我莫名的感动。当全身心地执笔面对那些质朴的村民、面对那些鲜活的自然景物写生时，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为愉悦的时刻，也是这些深入生活的写生最直接地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让我创作了像《帕米尔高原的婚礼》《阳光下》《巴扎归来》《雪线》《远山》《彝寨墟日》《版纳牧归》和《雪域生灵》那样的作品。
作为一名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从事教学与创作的军旅画家，我也经常深入到边防部队、哨所及军事基地体验生活及写生。记得1979年底至1982年，我带领学生到广西法卡山、凭祥、龙邦、百色等自卫反击战前线慰问写生，头戴钢盔在猫耳洞里画战士、画阵地，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气氛很紧张，自己的心跳声都能听得见。但是亲临战场的触动和震撼，是在和平环境中体验不到的，这使我终生难忘，也是我不断画出军事历史题材、塑造当代军人形象的生活基础。我的水墨长卷《法卡山战士肖像写生》就是在战壕里画出的，此后又陆续创作了《假日》《青春年华》《小米加步枪》《东渡》《会师井冈山》《人民公仆》《杨家岭记事》和《晚风》等作品。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把自己作为这些战士中的一员时，你才能表现出他们的英雄气质，你的写生才能最终升华为一幅具有鲜活生命质感的寓意深刻的艺术作品。
中国传统人物画源远流长，但不断推动中国人物画传承与发展的还是对于表现现实的需要、还是对于表达生活感受的需要。如果一个画家在实际创作时没有生活体验、缺乏生活原型，只是一味地在画室里讨生活，那么，他笔下的所谓语言创新、所谓艺术探索，就会失去目标，就会失去创作的激情，就会成为无水之源和无本之木。不论这些画作绘制得多么精心、参照了多少帧照片，也不能掩盖其作品本身的空洞苍白。一个有成就的画家、一个有作为的画家，只有不断回到现实生活中，才能时时与人民休戚与共，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画。也只有这样，他的艺术才是人民的艺术，才是这个时代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艺术。
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即使在当代艺术多元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也依然宽广久长，因为现实主义艺术始终把表现人类社会中“真”“善”“美”的精神情感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这就决定了这种艺术创作始终会关注现实社会、关切民众生存。因而，一个有良知的画家、一个有社会担当意识的艺术家，要不断地深入民众深入现实，把艺术创作与生活感受有机地、完美地结合于一个整体。时代呼唤艺术，人民需要力作。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我们要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与民族艺术的自信，中国画创作要在立足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外来艺术，兼收并蓄，在表现现实生活、塑造人民形象中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编辑 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