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画派的影响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继承新安画派的传统，应特别继承其热爱祖国壮丽河山，师古人更师造化，潜心钻研艺术技巧，追求艺术创新的传统；更应继承其讲究人格操守，注重文化素养和底蕴，献身艺术而不热衷名利，绝不向庸俗趣味低头的传统。

    清代画坛先后形成了徽州、扬州、上海三大重镇。

    清初画坛的重镇在徽州，以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是其核心。新安画派兴起于明末清初，与徽商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徽商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至“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流行一时。富甲天下的徽商不仅为徽州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其“贾而好儒”、“风雅收藏”的特点也为徽州文化艺术，包括新安画派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清代中期画坛重镇移至扬州，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是其标志。扬州画派的崛起，很重要的原因是扬州成为东南第一商业大都会，而力挺新安画派和扬州画派的盐商则是这大都会的经济心脏。当时全国税收一半以上来自盐商，一些朝廷无力做到的事，盐商都有财力办到。值得注意的是，扬州盐商的八大首领无一例外都是徽州人，《盐法志》上所载的盐商也不出徽州人的范围，连当时文学作品里塑造的巨富典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富家子弟孙富都是徽州盐商的后代。

    清代晚期画坛重镇转到上海，以虚谷、任伯年等为代表的海上画派是其旗帜。海上画派的勃兴，主要是由于上海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商贸文化中心，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远在中国其他城市之上。这三大重镇产生的三大画派，虽然面目各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又一脉相承，新安画派的影响贯穿始终即为重要一端。新安画派可谓激荡整个清朝及近现代画坛３００余年、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绘画流派。新安画派的开山宗师是渐江，他俗名江韬，字六奇，安徽歙县江家坞人，少年学习十分刻苦，打算走一条“学得文武才，售于帝王家”的仕宦道路，但直到３４岁时还只是一个明朝的生员。１６４５年清兵攻入南京城，他在复明希望彻底破灭后，削发为僧，取法名弘仁，字渐江，以示与清政府不合作的态度。他擅画山水，师法元代倪瓒、黄公望而又推陈出新，笔墨瘦劲简洁，风格冷峭雄奇。其作品或萧疏高简，或荒寒清幽，或明净秀逸，或刚劲苍古，钩线谨严而渲染清淡，显得高洁、晶莹，超凡脱俗，迥出尘寰。渐江绘画题材多取黄山实景，但又不拘泥于物象的外形逼肖，而是大胆运用“方圆之法”来简化山峦峰石的体势，多以富有变化的方折体来呈现黄山的奇异风姿和内在精神。

    石涛曾赞渐江说：“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风骨冷然生活。”世人所以称“石涛得黄山之灵，梅清得黄山之影，弘仁得黄山之质”，其原因即在此。渐江曾自题一首诗：“敢言天地是吾师，万壑千崖独杖藜。梦想富春居士好，并无一段入藩篱”。这突出表明他虽然推崇倪、黄画风，但决不愿崇古保守、画中求画、寄其藩篱之下，而是强调以天地自然为师，在生活中寻求丘壑的变化，力求使自己的创作“无一段入藩篱”。他曾作《黄山图》６０幅，幅幅皆黄山真景，而提炼概括却超迈前人，深得传神写照之妙。

    正由于渐江在继承南宗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自己新的开拓，不论画法和画境都超尘绝俗，堪称独步，因而画名重于当时，“人多趋之，是成新安一派也”（张庚《浦山论画·总论》）。当时，新安派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黄山为中心，徽州及其附近一带画家云集。除声誉很高的“新安四大家”渐江、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之外，还有程邃、郑邃、戴本孝、吴山涛等随其周围，更有以萧云从为代表的“姑熟画派”、以梅清为代表的“宣城画派”与其志同道合，相互切磋，往来酬答，创造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艺术氛围。新安画派影响既大，门生更众，较著名者就有姚宋、江注、祝昌、汪朴、黄吕等，随后还有程士镳、方式庶、僧雪庄、程鸣、黄柳溪、吴子野等，可谓衣钵相承，香火旺盛，蔚为大观。

    聚集在新安画派大旗下及其周围的众多画家，虽然画法和艺术风格并不一致，但在基本人生立场和艺术追求上却又有共同的看法和旨趣。从政治态度看，新安画派的画家基本上都是不满于清廷统治，不愿向清政府妥协的明遗民画家。他们深受徽州儒学浸染和教化，都特别重视“气节”二字。渐江出家遁世、汪之瑞终身布衣、孙逸归隐山林，查士标虽然出身休宁望族，与清廷达官显贵不绝往来，但从不愿涉足官场，而只是以布衣身份与官宦周旋。他多次在欣赏西湖山光水色时凭吊岳王墓，曾赋诗感怀“结庐闻尚在人间，十载西湖我未还。最爱岳王坟上月，梅开时节照孤山”，流露出较为强烈的遗民情怀。

    这种人生态度表现在创作上，使新安画派的画风与当时“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作品颇有差异。他们在强调师法自然，将自然丘壑化为胸中丘壑，注重以画明志抒情时，凝聚于笔端的多是孤傲倔强之态和荒寒冷逸之境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很高的“遗民画”风格。这种遗民画以高洁隐逸的情思、疏淡冷寂的笔调，借黄山之奇景抒发胸中之奇气，借黄山之傲骨表现胸中不平之精神，显示了明清易代之时，我们民族文化人的一种忠贞不渝、刚毅自守的人间正气和高贵品格。

    新安画派体现了时代的良知和赤心，自然受到时代的认同和尊重。当时许多人从内心里敬重讲究气节的忠贞之士，因而对新安画派的作品另眼相看，褒奖有加。而那些尤其注重操守品行和乡情观念的徽州商人，不论是从自己的人生信仰或家乡情谊来说，自然都更希望新安画派能够得到世人的欣赏和推崇。其时，许多徽州大商人都云集扬州，他们不惜重金竞相购买“遗民图”，也以能够邀请到遗民画家作客厅堂为荣耀，尽力抬高新安画家的声誉和身价。其影响所及，重视名节的文人墨客为寄托亡明之思在家中供奉“遗民图”，附庸风雅的市井商贾为炫耀自己的文化品位也在家中悬挂“遗民图”。

    以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家因自己作品的独特蕴涵与当时沉潜和激荡于民间的社会思潮相遇合，在清初画坛及书画市场上备受赞赏。据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查士标名望较高后，求其书画者往往“车马填门”，一些人即使“拥高资”，也常常“冀一见而不可得，三顾两瞻终不笔”，有人甚至带上被褥在他家附近住上半年，还是难以得到他一张画，仅此也可窥见新安画家、特别是名家作品受欢迎程度之一斑。

    新安画派对乾隆年间兴起的扬州画派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当时，徽商的主阵地转移到扬州，许多新安画家也跟着移师扬州，直接促进了扬州绘画的繁荣，其突出标志就是“扬州八怪”的呱呱坠地。“八怪”中年纪最长的王士慎和年龄最小的罗聘都是徽州人（王士慎为休宁人、罗聘为歙县人）。被扬州画派推为先驱和奠基者的石涛，是与渐江等新安画家交往甚密、并在黄山成长起来的大画家。有人说“他上黄山成为黄山诸画派成员之一，下黄山即开创了扬州诸画派”（陈传席《黄山画人录·序》），所言虽略显夸张，却也不无道理。至于同样被扬州画派推崇备至的查士标，本身就是“新安四大家”之一。他风神散懒、气韵荒寒的画风，直接启发和孕育了人们所乐道的“扬州八怪”“率汰三笔五笔”的粗率画风，这是明眼人对照两者作品便可一目了然的。查士标晚年定居扬州，带动不少新安画家在扬州安家，其他新安派画家如渐江、汪之瑞等等，也都不止一次在扬州暂住过。汪鋆所著《扬州画苑录》记载扬州地区清代画家５５８人，以来自徽州的新安画家为最多。如果说扬州盐商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徽商的转移，那么扬州画派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新安画派的延续和流变。

    新安画派对后来海派绘画的勃兴，照样有不可小视的推波助澜之功。虚谷被公认为是海派绘画中的旗帜性人物，而他恰恰是徽州歙县人。他原姓朱，名虚白，字怀仁，２９岁在九华山出家为僧后改名虚谷，号紫阳山民。他的祖父和父辈都是徽州商人，因经营需要举家迁至扬州。虚谷青少年时受新安、扬州两地崇画遗风的影响，酷喜绘画，尤爱渐江、查士标的作品，走上艺坛后多旅居上海，以卖画为生。他擅长肖像、花鸟、山水，用笔洒脱清秀，造型生动传神，尤其是其干笔偏锋，冷隽新奇，别开生面，吴昌硕称赞其画作是“十指参成香色味，一拳打破去来今”。虚谷的人品和画艺俱佳，极受时誉推崇，每到一处，常常求画着云集。他与当时海派名家任伯年、高邕、胡远、顾鹤逸等切磋画艺，过从甚密，与任伯年更是情深义笃。任伯年对虚谷的人和画都十分敬佩，曾为其画过肖像，并多次为其作品题字，两人还数次在一起合作创作。１８９６年任伯年在上海逝世，虚谷悲恸之中撰挽联哀悼：“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天夺斯人，谁能继起，吾道其衰乎！”由此可见两人心灵契合，感情深厚。《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虚谷篇”说：“虚谷的绘画艺术对晚清上海画坛有很大影响”，是为确论。至于随后的黄宾虹在近现代海派画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是毋庸赘言了。

    走笔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新安画派作为偏于徽州（黄山）一隅的地域性绘画流派，为什么会超出地域局限，在那么大的范围内产生那么持久的影响呢？

    细细分析，原因当然很多，但我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所形成的高尚人品和脱俗画品相统一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新安画派创立之初，就以开山领军人物的杰出成就铸就基本范型，在以后的发展流变中，诸多新安画家不断以自己的精彩人生和精美作品，印证、丰富、完善这一范型，使其升华为中国美术史的一份宝贵遗产，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尊重。新安画派的高尚人品和脱俗画品，在不同时代、不同画家那里，自然会有寸长尺短之分，风雅意蕴之别，但作为同一流派的画家，毕竟又有大体一致之处。这就是在做人上讲究品行操守，注重气节人格；生活上乐于简朴清净，摒弃奢侈享乐；精神上力求富有丰足，博采各种知识；艺术上精心钻研，追求创新和个性。正如有论者总结新安画派的特点说，新安画家“都受徽州好山好水的熏陶，都受徽州文化的滋养，都爱描绘家乡山水特别是黄山景色，都接受了传统文人画特别是“元四家”的深刻影响，都善于广泛吸收营养，增厚自己的文化底蕴，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高尚情操，作品都有一种萧散疏简、清逸冷寂的基本风格，都处于非主流地位，都有一种敢于创新、绝不媚俗的精神”（郭因等著《新安画派》）。新安画派之所以能超越时空局限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关键正在于其所形成的内在人格精神和独特艺术品格，具有深刻的人生启示意义和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这些年来，安徽画坛一直在讨论如何继承新安画派的优良传统，振兴和繁荣安徽美术事业。有些画家和学者提出创立“新徽派”或“黄山画派”的构想，文联及美协等单位还举办“黄山风”、“现代名家画黄山”等大型画展，并出版精美画集。在我看来，继承新安画派的传统，应特别继承其热爱祖国壮丽河山，师古人更师造化，潜心钻研艺术技巧，追求艺术创新的传统；更应继承其讲究人格操守，注重文化素养和底蕴，献身艺术而不热衷名利，绝不向庸俗趣味低头的传统。只有这样，我们画家创作出的作品才能避免出现为黄宾虹所讥刺的“朝市之画”或“江湖之画”，才能避免出现那些让人看了感到或喧嚣浅薄、或繁琐鄙俗、或急躁浮华以至胡写乱画的劣作。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这是１９８４年为纪念渐江大师逝世３２０周年，从全国各大博物馆调集新安画派名作联展后出版的一本画集。每次翻阅它，欣赏那一幅幅前辈先贤的精品佳作，除了获得种种纯艺术的享受外，总能获得一种静心、惬意的感受，总感到在当今浮躁忙碌、物欲横流的世风下，那是一方可以让人心灵栖息和思想升华的净土。读今天的书画家作品，虽然有时也能获得这种感受，但毕竟寥如晨星。什么时候美术家的创作能更多一些精品力作，在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能成为人们滋养心灵的精神家园。这是我的期望，也是我们考察新安画派成就和影响时理应得到的一点启示。

    （作者：钱念孙　全国人大代表）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