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翻译官》剧照 资料图片
《小时代》剧照 资料图片
【见仁见智】
近来，影视剧市场风云变幻。前几年制霸荧屏的穿越、魔幻、宫斗题材渐渐退烧，反而是一度势弱的现实题材高歌猛进，大放异彩。不仅备案制作的剧目数量占据影视作品创作总量的半壁江山，《我的前半生》《战狼2》《芳华》等获得收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更让行业见证了现实题材出精品、出爆款的实力。但在热潮之下，本该脚踏实地的一些现实题材却走向了两个极端——或悬于空中，根本没摸到现实生活的边，或揭开生活伤疤、丑化社会现实，用走极端的方式引起业界和观众的关注，将中国影视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当成宣传时方拿来用的一句口号，这一现象应引起业界关注。
所谓“悬于空中”，指的是“伪现实主义”作品所呈现的“现实”。这些作品披着“现实题材”的外衣，却悬浮于时代，悬浮于生活，甚至悬浮于人性。在这些作品中，维系世界运转的都是小情小爱——“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爱”和“玛丽苏式言情套路”里的“情”，而一切的故事、剧情、人设都要为此而“被套路”。所以，一个公司说破产就破产，仿佛空壳；一场谈判能够三言两语就拿下，宛如儿戏；“普通小白领”随便出手买下的一把椅子价格就是五位数；有人受伤害永远不知道找警察，只崇尚“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乍一看车水马龙、芸芸众生，再一看只是背景板和玩偶，无血无肉，似乎随时换一个新的名字就可以投入下一场你侬我侬。这样浮皮潦草的现实正是“短平快”的创作追求所造成的恶果，编剧、导演无暇扎根现实，便只能“闭门造车”，从自己的幻想中刨掘故事，所得却往往与绝大多数城市白领、都市工薪族的生活、情感和处事逻辑之间相去甚远。这样的作品不仅无法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还化“娱乐”成为“愚乐”，使观众在虚幻快感的麻痹下，只知享受，而学不会内省和远望。
比起“伪现实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实题材创作更具有“伤人”的力量。为了引起社会关注，获得业界口碑，这类作品往往靠耸人听闻取胜。创作者先渲染一派真实可感、富有质感的社会生活氛围，然后再用极端人物、小概率事件或夸张放大的社会问题强力撞击观众的心灵。《万箭穿心》里，因怀疑父亲的死与母亲有关，长大成人的儿子与含辛茹苦将自己养大的寡母恩断义绝；《一个勺子》中，本想做好事、将傻子捡回家照料的农民却成了众矢之的，被骗子讹钱、被旁人误会贪财。这样的“现实主义”貌似真刀真枪，但锋刃尖锐，不仅要见血，有的甚至要开肠破肚才肯罢休。创作者将贫穷、愚昧、冷漠、背叛、暴力等社会与人性的阴暗面直截了当、甚至故意加码地甩在观众眼前，却无力甚至根本不想引导观众探讨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和改进办法，不啻将观众弃于一片沉闷困顿的黑暗中，不见微光，恍若深埋地底。诚然，我们赞赏那种潜心深入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社会问题的艺术精神。秉承这种精神创作出来的作品激励观众思考、鞭策人们前进，观后是会让人感到震撼甚至阵痛。但即使如此，痛也要痛而激醒，痛而奋起，而不是痛到怀疑人生，痛到绝望。
归根结底，这两种极端的现实题材作品皆如盲人摸象，是对生活片面地抽象和描画。如果将生活比作一棵树，那么执着于描画云端的枝叶而对树干与根系不着一笔，只会让人觉得惶惶然不知所依；而一味临摹向地底延伸的根系却忽略了挺拔的干与繁茂的叶，又不免令人戚戚然不知所往。观众喜爱的现实题材作品应具有大格局和大情怀，能在大历史背景下沉下心来雕琢厚重的人性故事。创作者虽不回避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但又能通过有血有肉的个人命运激发出人们的情感共鸣，塑造和引导大众的认知和价值观。观众喜爱的现实题材作品应富有代入感和共鸣感，通过人物和叙事探讨备受关注的社会性话题。不刻意去煽情和拔高，也不进行直白粗暴的审判和批评，而是通过对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的挖掘，通过对不同人群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深描，在“沉浸式”的观剧氛围中把思考的权力交给了观众。有人曾批评《光荣的愤怒》更改了原著的结尾，让“超现实的美好结局”削弱了批判的力度。但不可否认，当看到警察将熊氏兄弟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确实有“向死而生”之感。正如《绣春刀》的编剧陈舒所言，影视剧的创作不在于提出问题，更要对现实问题给出一个电影的回答，呈现出一种信念和希望。寻找现实故事背后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这应该是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向。归根结底，观众喜爱的、市场呼唤的现实题材作品，反映的不只是现实，更是创作者面对现实问题所传递出的积极的思考与态度：既不避重就轻，敢于针砭时弊，叩问心灵；也不矫枉过正，在灰调和琐碎中依然能捧出温情与善意——这才是现实题材作品应有的担当。它是一道光，既能穿过历史，呈现和记录社会发展的正向成果和矛盾问题，更触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又能穿透虚伪与冷漠，照亮人性深处的温暖与善良，从而弥合复杂的价值分歧，让世界充满爱。
（作者：叶奕宏，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编辑 刘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