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云
领导安排让我写写忽培元。我欣然同意。
这些年在北京陆陆续续也看到过不少有关忽培元的新闻，大多是报道他的文学活动或书画活动。从领导处得到忽培元老师送我的资料，细细看后才感受到我要写的评论对象不好写，也难以写。忽培元著作特丰，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记事》，长篇小说《雪祭》，报告文学集《山秀珍》、《秦柏风骨》，散文集《地耳集》、《生命藤》、《毛头柳记》、《延安记忆》、《大庆赋、铁人铭》、《人生感悟》，随笔集《京密河札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诗歌集《北斗》等长篇历史传记《群山》、《长河》、《浩海》、《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在陕北》、《耕耘者——木刻家修军评传》等，多部作品获得全国文学奖。我拿不准在写忽培元时如何把学术性的审美真实与现实主义相对的结合起来，以内观的途径，心学的立场，构建一个学术现象的真实与真诚。即达到一种心外无物的境界，甚至不是超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写忽培元，而是用我打通天道与心道的任督二脉，直达从孟子、老庄以来到王阳明的心学正统，朝向一个具有学术性思考的量变到质变，只有通于起码的文学史与绘画理论史，才能很好的把握一人之史的精神评传。惟其如此，写这部《忽培元浅论》才可以纳入现当代的文化道统中，这一学术论稿所昭示的比一些机械的历史记载更有思想见地，更有孤独即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新批评式的解读，并细致分析忽培元不同时期之间的秘响旁通或成见互破。
国务院参事、著名作家、诗人、书画家忽培元。
那完全是指从宏观上论述人性中何以为人的“不确定性”，这只能是对整体“论说”话语的有力拆解。也可以是有力于揭示事物悖论的同时，也不掩饰自身的矛盾，好奇心甚至是大顽童式的恶搞癖。之所以在这里用上“恶搞癖”，主要是在于“恶搞”这个词用在我这样没什么文化学历面前的写手，要用一种祛中心化写作，甚至如何“祛中心化”来写忽培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以谐寓庄，忧欣并存，随立随破的写作问题。它是用作家作品中呈现的火热、深沉、耿直与睿智的文字感受生命的力量，字与词，笔与墨，以艺术生发的爱国、爱人民的思想，展示智慧与博雅的高尚情怀。体显以书为书，以画为表，以义为道，深隐其中的道来注重文质并举，守正求真。只有真诚与诚实的艺术良心才可能得于心，发于手，动以笔墨的完美与和谐统一。如果说非要把写忽培元当作一个以文为道而含至理深刻，绝傍他人又能启发同类的文本写出来，这只能是在祛除绝对主义独断论中心话语中，也不想给自己的“浅论” 浅到一种高度上留下或是确信一个传主把这所谓的“传记”或是论的迷宫变成一只鸟笼。你养了多少只鸟就把这迷宫变成一个属于鸟们的天堂好了。也只有这些“鸟语”的论说或是“浅论”人的道，或是道中的人，才把自己想成是一条狗——你只好像狗一样不停地吠叫……
正如大狗叫与小狗叫的区别有什么花样？直到有一天写出《忽培元浅论》第9章《忽培元画画的乡土风格》才渐渐感受到：找到了一点“吠叫”的感觉，而这种好美、好爽的“吠叫”，才真真意识到我的叫声由此进入孤独之门。你究其可以孤独多久？说不清这个特别的数字，但我可以说清的是一种“吠叫”的感觉在重新招回只属于一个人的孤独有一个庞大的体积，还有他庞大的千军万马，十万大兵在身后是什么概念？还有……一个小狗叫，其它，比它大一点的狗也叫出了同一种声音，在同一种“吠叫”的大合唱里，还有军乐队伴奏的国家大剧院上演他们的“吠叫”或是“鸟语”的论说——有人问：你们的“鸟语”好听？还是“吠叫”好听？突然问住了我这个穷书生，回答不清。正如你亲手栽下一棵树，却被下落丰满的果实砸得晕头转出响亮的“声音”，你由此进入孤独的“鸟语”或是“吠叫”，人们是否听懂是一回事。听不懂又是另一回事的文本，在那里是真真切切放你眼前的东东。最终将自己献出一条路通向歌唱，一条路通向迷惘。当写作《忽培元浅论》的迷惘在第9章一下子，也只有那个瞬间的“一下子” 通向彻悟之后写到：
忽培元的书画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我也说不上来这种“吸引力”何时何地吸引了我？总之，我一直感到他那种“吸引力”能让人沉入他的世界，追随他的思想，甚至能让人一下子进入到它的土味土层，是那种实实在在贴近老百姓的一种土……忽培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宽博的修为学养被评论界称为当代新文人画的代表。他是把一种圣人之学的文化现象“写”（画）出了重要的学术性思想。更重的是他时时倡导的与践行的《黄土精神》：让我们领略到一种质朴的陕北风情，以及画家对那片黄土地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血缘情结。当一个熟读忽培元的书生相比较更喜爱他画画定格：一位盘腿坐炕的庄稼汉棒碗舔掉碗里最后一粒米饭的作品，是忽培元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真实记忆。这种真实真诚的绘画图景是诗人书画家的忽培元根植于黄土地的一种生生不息，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精神。按忽培元的说法：“今天的人们在精神上仍需要这样一种回归。”它最后回归一种“红”，在忽培元《东方红》画作中：黄土地上的人与黄土地上的牛一起出现在画面中，让一句“黄土里生来黄土里埋，太阳下哭来太阳下笑”的信天游被书写在画作上方。忽培元这样解释他的画作：“黄色的人与黄色的牛，是故乡在我心中的图腾，那种脚踏实地的前行、那种不屈不挠的奋争、那种任劳任怨的坚守、那种质朴无华的述说，就是黄土高原的性情，就是信天游产生的理由。”
当作家本人写关于忽培元的传记文学注定要掉肉十几斤，或是脱几层皮也有极大的可能性。这极大可能性的执着与痴迷才促成了《忽培元浅论》越写越顺利，写到拙著第9章：让人感到他的画没有明显的焦虑感，这也使画家避免了许多开始学画的青年艺术家经常会染上的坏习惯。并且一直在努力保持他的土，但我更认为他的诗心是天生纯然的，他的诗情让我佩服的泪水横流，他的诗意是浑然整体的特质，以至于他所有的文章，所有的新诗，乃至批评文字，都沾染了这种土气质的土里土味。因此，他的文化气质是那种比文学创作风格更引人注目的一种诗性，正促成了他的区别性特征和艺术气质介于一种完美的土里土气中找到了艺术之美的永恒存在……
与楚水先生的画像。
作家这满目的好言美语，多么平庸！而它们相对于“好”或是“美”的字眼，多么需要灵感的火花变成圣物，当这种“圣物” 即便饮下圣人的智慧之灵，他们只是把一种做人的善写出“艺术之美的永恒存在”，它“永恒”出让优秀的更正能量，让荒谬的更荒谬，乃是令真实写作呈现的不二法门。他就是在这个不二法门的“孤独”之下，听到上帝说：你好好写他们的大善与大爱，你只关心天下人的福祉。所以把乌鸦的嘴用金子贴上一个恰当的高贵品质，让你的语言发射出智慧万能的光芒……
一只在北京上空周旋的乌鸦出现在时间的长河，盯上忽培元有一段时间了。它何以要盯上忽培元？因为乌鸦一直打算在它飞翔的天空里，不能呆的时间太久，否则它的本相就会暴露无遗。它现在悄悄隐没在忽培元用过的宣纸上，静静地欣赏一幅画家绘画的小鸟，上面显示：忽培元画家在与“鸟”对话……他们“对话”话题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难道画家忽培元与“鸟”对话不是隐喻着类型化的雄健、坚定、高翔、超越、风暴甚至权威吗？在忽培元画笔下的一只鸟或是一群鸟早已不是审美原型意义上的“鸟”。忽培元只是通过画“鸟”的载体找准它们的寓意，才有可能找到理解其绘画语言的暗道或大道。当这种画“道”又不能常道时——忽培元的诗名也许早已大过他的画名，正是他的诗人气质成就了他的画名，可能很多人就不太熟悉他的书画版块，他的书法与绘画用以解读陕北风情中狂热、粗旷、质朴等文化特质的概念，它代表秩序与理性的陕北精神构成诗与画的特别对照。（引自杨青云《忽培元浅论》第9章）
我认为，我们需要如忽培元这样“诗与画的特别对照”，它们在如何对照的绘画语境中厘定“陕北精神”的含义。正如画家笔下雄健威严的“乌鸦”已转世为纯真超越中国画复活的伟然挺立，并取得世界好评的美誉。也是源自忽培元对人性本质的关怀，是借喻画“鸟”或是“乌鸦”来彰显一个时代重新独立地面对它们的思考、体验并画出艺术审美的理解力也在所不惜。它从既有的整体话语模式中发现一种人性大美的土，并引出在话语褶皱中隐藏着的显现、发光和鸣响、鸣叫……等等再生之力，在当今世界并非没有奇迹发生…… 因为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一定是在寻找一种有力的艺术形式，而关于这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它是在于立心与立人。在我们上升到学术性意义上的“两立”学说，它审美的出发点是寻找、发现和探寻对中国人心灵的细微之处，识别出我们一个优秀的学习榜样。而具体到他的优秀，是在于如忽培元创作了6000多行的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他编大庆的书，编辑出版了《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他因此获得大庆开发和建市以来文化发展特别贡献奖……丰厚的生活经验和长期担任县、市地方官员的历练，无疑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厚源泉。尤其在西方语言的污染下，文学评论很容易丧失确定性和准确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作家很快又渗透到他的书法与绘画中，它们不仅用线条或是色彩“记录”文学史事，更是用书画的图像领略文学史事的丰富意义和语言不断换档的刺激：一幅生存悖论的敞开者，一幅是心知肚明却故做显幽烛隐的另类启示者，但它们却不约而同都是在寄托一个文化学者的精神、史家的生命观。所谓的人生不朽，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与历史联系一起成就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文化符号——忽培元现象。
那么，什么才是忽培元现象？
这样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按现实的路径来遵从肉眼所见的真实线索。回归到一个学术文本的真实性上面，这里提到的真实是相对于作者对忽培元走近的心眼所及，内观所遇。虚构和不虚构的文学本身在这里突然化为一片亮丽的星空，它们呼应着作为心学认知的审美手段在此全面呈现——它的表象组成的世界是立体可感的真实人物。于是，忽培元现象并非想象中的虚拟，而是真切的发生在你身边。忽培元现象，也可理解为一个人心灵体验的真实奇遇，而偏偏是这样的“真实奇遇”带来的真知灼见，让作者文采有了生动性，但也充满诡谲的变异性，这一点肯定不是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表现的文学意义，即在以思考来震撼心灵的书写，是开创了当代文学与心学交合的历史先河之文本。
1975年忽培元在延安插队期间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不久高考恢复，他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1983年后历任延安地区专员秘书、综合科长，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中共潼关县委副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1996年起任延安地委副书记、延安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2004年调任国务院研究室工作；2005年，被中组部选中下派东北任大庆市委副书记；2009年再次回京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浏览忽培元的履历，他的第一身份是国家干部，第二身份才是文人。作为一名文化官员，我们可以想见他平日工作的繁忙和时间的紧迫。当然他首先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文化界领导，凭着坚强的党性，总是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做好工作。他的出色表现和模范作用是赢得了一个勤奋书写者的美名。忽培元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作品20多部，计600余万字。对于一个专业作家而言，这尚且不算一个小数字，何况这些都是他的业余笔耕，由此可见他对文学痴爱的视中有听，闻中有见，呈现出一个文化官员前所未有的缤纷斑斓大丰收，为当代中国文学确立了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就在于人性的灵根与慧能，无论是忽培元的文学作品，还是体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都是把经世明道的治学精神提升了作家自身的文化担当。
就是这样一个虔诚的“文学信徒”，把他文学与艺术的“群山”，处处征得第一手资料的客观实事，然后才是它的细腻传神，才是它所创造的想象真实，也非一般文学作品可比。正是他为普通百姓生活发声发力的多部著作，彰显了“群山精神”和“长河画卷”，以及内涵丰富的“浩海波澜”。究其原因，作家艺术家的忽培元主要是受陕北文化影响深远，也可称之为陕北精神。陕北文化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博大精深的特别意义，乃至延展一种红色文化的精髓，它是让人类良知无限放大，直至达到神性超越一种文明的气象与脉络。从而气势壮阔，语言庄重，思想深厚，有大格局、大气象。遗憾的是这一长篇历史传记《群山》、《长河》、《浩海》系列出版多年来，在读者和文学界的影响，远甚于史学界与新闻界。有媒体称为这套系列性的长篇历史传记，是一中国历史的“心灵瑜伽”，它带来的动人之处，就是让你内心得到那份文化意义上一种追求神性、不朽、大善的人性之美。它的审美思想是教人称为真正的“人”，也就是教人如何打破束缚，拥有一个主体人格的大我超越——它超越了空明智慧的终极关怀。它代表着新中国前夜人民智慧出世与入世及所有的心物现象，成为哲学意义和苦难文化意义上陕北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也是对人性修行历练的一种阐释。确切的说，《群山》、《长河》和《浩海》系列，如同作家在世间经受的最高历练。将一座座“群山” 打碎和超越自我，肯定人性求真意志的魅力才有意义的活力和更多可能的价值。而这个求真意志的魅力，他相信比之自以为是的宣谕更符合一个诗人艺术家，对真理完善共识的生存和历史均有着固定不变的本质，逻辑，秩序发展和预设的宏大目标。而且这种本质、逻辑、基础、秩序和目标，已被他的书画所发现与命名，实现生命中一种中国文明重新立传的可能性寓旨，毫无顾忌地在作品中伸张自己的历史观和审美观，这构成了文学之道激荡的可贵审视。这不仅在于作家熟识陕北人文历史，更在于他通透了历史常道与变道的深奥与纵横。世运兴衰的内在成因，人物成败的幽微转化。从死中认识生的意义，从亡中洞彻存在的大美，这就是作家达至“通而为一”的历史智慧。这也是忽培元这一文化符号的特别意义所在。
杨青雲：笔名三道快枪。河南邓州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韶关市批评家协会理事。2014年因主持的范曾研究项目被北京市有关单位评为优秀人才。为多家书画媒体机构和中央级报刊聘为高级研究员、副主编、专栏评论家等，其主要著作有《二月河评传》、《范曾论》、《范曾之道》、《范曾新传》、《杨克新论》、《马新朝新论》、《忽培元浅论》、《骆英诗学论纲》、《深圳天堂的凹陷才是底层的底》、《杨青雲论稿》、《樱花结》长篇小说等。现为《范曾研究》杂志执行总编。范曾研究会会长。中国专业人才库全国艺术类培训考评管理中心执行秘书长。
（编辑 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