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康雷先生这篇《小说及其人物要素再议》，尽管是老话重提，但依然有值得回味与吸纳的良好成份。今天将这样的带有飨益文坛意味的文章贴发，意在使老作家们温习，让新作者们学习，并将自己钟爱的小说创作，提渡到一个更新水平 ，攀越到一个更高层次，以此来推动民族文学事业向更规范、更繁荣挺进。同时，用更高雅更健康的文学，浸润社会，滋养人文。 ——文 心
当代青年先锋派作家文学评论家康雷近影。
小说“人物要素”这本来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之所以再一次提出来，是想在作家记忆施践的基础上更加规范地执行。按照传统的观点来讲，构成小说的主要元素是人物、情节和环境。在阅读鉴赏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紧紧贴住这些要素，通过要素解构小说所要表达的真实情感和意图，其后，将解构的成果融入到小说的灵魂深处，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阅读赏析能力，以此提升自己的创作高度与规格。下面，我就小说中的“人物”这个“要素”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与交流。
“人物”，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角色”。经典的小说观认为，一篇小说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人物形象是否典型、逼真、饱满，然后以这些典型、逼真、饱满去营造视阻隆起带，进而阐述跌宕起伏，来刺激作品本体与读者情感。在著名的小说中，有很多小说是直接用人名作为题目的，如鲁迅的《阿Q正传》、叶圣陶的《倪焕之》、姚雪垠的《李自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这些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当我们谈起这些作家的某部作品时，首先闪现在头脑里的往往都是作家笔下那些骨骼或硬朗或疲软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精神胜利法的阿Q、对前途失去希望的知识分子倪焕之、充满革命斗志的李自成、走向铁轨的安娜、骑着骏马徘徊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的日瓦格、以及为了生活而裹进了漩涡里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人物已经从纸上走下来，成了我们的邻居，在他们身上你能看见他人、自己、生活和整个世界。这就是人物的意义，也是小说中要写人物的意义。
人类是宇宙最大的谜团，而且几乎不可能破解。但小说家却不能回避这个谜题，他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思考和悟索着这个谜，哪怕没有任何结果。尽管他们明明知道文学不可能直接干预生活，但他们明白自己的使命，文学可以间接熏染生活。因此，小说写人，主要是要盯着人性来写，他包括人的欲望、人的天性中的、人的潜能，总之，是人在向自然、向宇宙表白自己存在的证明。果戈理在他的《作者自白》中写道：“我的人物，非等到脑子里已经有了性格的主要特征，同时搜集足了每天在人物周围旋转的所有零碎，直到最小的胸针，一句话，非等我从小到大，毫无遗漏地把一切都想象好了之后，才能完全形成，他们的性格才能完全丰满。”可见，作家在创造人物时，是依据人物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依据作家自己本人的主观意志，也就是说，人物不能出格，要名副其实。从大处讲，针对小说整体而言，小说要跟着人物走，故事是人物自己开拓的疆域，起承转合也须是人物自身在推动，而不是作家强行介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物，让人物像公交车一样，按照预设的站点和地图跑。简单地说，就是人物的性格最终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也决定了小说可能具有的品质。比如阿Q,欺软怕硬、爱摆阔装老大、还要“革命”，但他是个小人物，典型的旧中国农民的代表，性格决定命运，最终，他成了替罪羊，被鲁迅判了死刑，所以小说尽管幽默诙谐、冷峻麻木，但因为是完全顺着人物走的，丝毫看不出人工的痕迹，所以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物的性格敷衍出了小说的故事。
有的小说侧重从人物心理出发，以描绘人物的心灵世界来描写人物，我们通常叫做心理描写，也叫内心独白。巴金的小说《家》里面有一段婢女鸣凤的内心独白，通过那段独白我们会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形象：她既有逆来顺受的一面，又有渴望美好生活的一面；她也深受当时宿命论的影响，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但她也有一种潜在的抗争意识。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通过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大量的心理独白和幻觉描写，充分展现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惊涛骇浪。
说到幻觉描写，我们不妨去读一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其中有简·爱要离开桑菲尔德庄园，逃避那一段令人心碎的爱情，准备接受别人求婚时的描写，读过之后我们会由衷地感叹自己是否也被“幻觉”了？
有些小说不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和性格，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或行动等外部活动来表现人物内心。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因在于人的想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言行也就随之变动。如同意识流一样，人物总有些不确定的情绪出现，对这些变化中的情绪和心理的外化表现的把握，可见出一个立体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运用语言、行动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小说有很多，如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卡尔维诺的《贝维拉河谷的粮荒》、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海明威的小说《杀人者》，等等。通过这些描写，使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也使情节的推进有了力量。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人物性格鲜明，而有些却复杂多变，难以捉摸。文学上把这两类人物分了类，叫做“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像我国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基本都是扁平式的，正如高尔基所评价的：“把同志描写的非常光辉夺目，以致你已经完全认不出他的面貌；但对于敌人却总是用一种黑的颜色来描写，而且差不多总是把它描写成一个傻瓜……”即使是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也不例外，鲁迅一针见血地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因此许多作家总是在挖掘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土壤里进行培养，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是一位挖掘培育人性的天才作家。托翁善于把人物置于不断运动的背景中来展示事态的进展和人物的变化，像他的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主人公娜塔莎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各种关系的纠合作用下，她有了多面而且不断发展的性格。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对待社会关系的复杂态度中，显现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具有精彩绝伦的独创性，千姿百态的丰富性和曲尽人散的复杂性，获得了勾魂摄魄的艺术生命。除此之外，我们还接触过许多文学史上经典的“圆形人物”，像《威尼斯商人》中那个损人利己但又是在基督教社会里受欺负的犹太人夏洛克；《哈姆雷特》里满怀仇恨又犹豫懦弱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陈焕生上城》中正直善良又充满自娱味道的“劣根”农民陈焕生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需要说明的是，“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它们的功用不一样而已。
19世纪中期，现代形态小说兴起，人物竟然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人”。这里所谓的“人”，是一个类的概念，它具备人性，但不具备人情，有着无性格的性格，它更为抽象。也就是说，现代形态小说的很多作家开始贴着事写，写作的目的仅在于诠释一种哲学、一种抽象的想法，或者为了揭示某种带有寓言意味的生存环境，它们是关于形而上的、存在的使用说明书。典型的作品如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啊，美好的日子》；卡夫卡的《城堡》、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尤奈斯库的《椅子》等，这些人物没有性格，没有身份，没有情感和五官，他可以长一张任何人的脸。但是，无个性特征的个性的出现是时代与历史使然，它并非人的死亡，而是人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的一种十分典型的生存状态——人的物化。即人成了一些冷冰冰的、没有自己意志的符号。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变化，小说中的人物也在不断升华嬗变，这就需要读者紧扣时代脉搏，抓住时代特征，从变幻莫测的人物形象里拷量出其中最本真的人文价值。
（作者简介 康雷：原名孙永红，字过耳，尘号慧雍居士，系当代先锋派作家、文学评论家。）
（编辑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