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平
一位比较关注舞台演艺的朋友，仿佛有所发现地告诉我：“舞剧艺术很适合表现动物形象，众多动物形象的塑造大大丰富了舞剧艺术的画廊。”我明白此话所指并非长演不衰的芭蕾经典《天鹅湖》，而是不久前享誉京城的《孔雀》和《小美人鱼》。舞剧《孔雀》由杨丽萍主创并主演，是杨丽萍扬名立万之作《雀之灵》的浴火重生，由一支少不更事的青春独舞发展为彻悟人生的“雀之殇”的舞剧；芭蕾舞剧《小美人鱼》由汉堡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约翰·诺伊梅尔创作，虽改编自安徒生童话，却是为中央芭蕾舞团量身定制，其中由“水袖”蜕变而至的“水裾”主体形象洋溢着东方智慧。其实，对新世纪十余年来的中国舞剧稍加梳理，就会发现这种大型的“动物舞剧”还有张继钢创作的《野斑马》、陈惠芬和王勇创作的《藏羚羊》、丁伟遐想良渚文化的《玉鸟》、门文元和邓林讴歌“微木沧海”的《精卫》、肖苏华和张云峰高扬戍边精神的《天马萧萧》……其他以动物形象结构情节和编织细节的舞剧，还有“与羊共舞”的上海舞剧《苏武》、“与猴嬉戏”的山西舞剧《粉墨春秋》、“与鹤翩跹”的黑龙江舞剧《鹤鸣湖》……
动物入“舞”，其实并不稀罕，非但不稀罕，动物还是许多民族原生态习俗舞蹈中的主体形象，以至于人们干脆就以某类动物来命名这类舞蹈。比如北极圈附近爱斯基摩人的“海豹舞”、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袋鼠舞”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野牛舞”等等。我国少数民族也多有这类舞蹈，如鄂温克族的“熊舞”、塔吉克族的“鹰舞”、蒙古族的“白海青舞”、傣族的“孔雀舞”、水族的“水牛舞”等等。先民们的动物舞蹈，最初大多与狩猎劳动分不开；舞蹈中的动物形象，最初大多是狩猎劳动的对象。为着狩猎劳动的成功，狩猎者通常要模仿对象的动态以便更好地接近它们。长此以往，这种动态的模仿就越来越惟妙惟肖，同时也沉淀为先民们的身体运动的“动力定型”。当他们在狩猎前的祈愿仪式和猎获后的狂欢游戏中再现这些动态，我们就看到了与功利劳动相剥离的审美活动——“动物舞蹈”。至于某些动物舞蹈呈现出对动物敏捷性、威严性、灵巧性、秀美性等诸多品质的崇仰，那是人类审美活动漫长演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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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