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演红戏说红书 冯双白：“红色经典”为何经久不衰...
多少年来，“红色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熟悉的旋律和舞姿凝结成为我们最美好的记忆。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中的舞蹈创作？“红色经典”的魅力为何经久不衰？
5月初，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一出舞剧的演出拉开了上海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的大幕。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汇聚一堂，观看这部名为《天边的红云》舞剧，感受长征路上那曾经的激情与憧憬。据悉，全国各地，唱红歌、演红戏、说红书、发“红段子”、跳“红色”舞蹈，形成了一股此起彼伏的“红色”纪念浪潮，蔚为壮观。
所谓“红色”文艺，主要是指那些以我党在民族解放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红色历程为创作素材而形成的艺术作品，其中广受人民大众喜爱的传承已久的经典文艺作品，常被简称为“红色经典”，虽然“文革”中有些作品被“四人帮”利用，但记录革命历程、讴歌党的路线的作品成为我国文艺百花园中最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纵观舞蹈艺术创作之“红色经典”，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些具有价值观意义的重要特点。
首先，“红色经典”舞蹈创作是一大批先行者的辛劳，其在历史价值取向上，均指向开天辟地的革命意义。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斗争事件，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和平年代中显露出来的不平凡事迹，之所以被“红色经典”舞蹈所关注并热情表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那些带有鲜明色彩的“世相”里蕴涵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所遵循的终极追求和终极理想。民族的解放，民族的振兴，是那样激励着舞蹈工作者创作出一个又一个舞蹈佳作。吴晓邦，一个红色题材舞蹈园地的伟大拓荒人，他早在1932年就创作了《傀儡》——对日本占据中国东三省后立溥仪为傀儡皇帝进行了辛辣的讽刺。1937年，吴晓邦用聂耳的音乐创作了同名舞蹈《义勇军进行曲》，随后，感受着抗日战争的壮烈情怀，他连续创作了《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传递情报者》、《饥火》、《春的消息》等等。吴晓邦的艺术创作，讴歌了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揭示了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疾苦，赞颂了那些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革命党人。社会大同之理想、民族翻身之渴望、女性独立之思考、官兵平等之欣喜、新旧社会之对比、当家作主之欢呼，直到改革开放之振奋、抗震救灾之感动等等，均成为舞蹈工作者们心之所系的重大题材。舞蹈先驱者戴爱莲的代表作《东江》（1941年创作）曾经描绘了东江渔民们抗日的复仇怒火，闻名于井冈山根据地“三大赤色跳舞明星”之一的李伯钊所创作演出的《红军舞》（1934年创作）也曾昭示出艰苦岁月里的乐观精神！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反映长征的经典作品《艰苦岁月》在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用双人舞的形式赞美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用一“红”一“白”传颂着新生活追求者们的传奇故事。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优秀舞蹈，如1959年同时问世的描写黄继光英雄事迹的舞剧《不朽的战士》和讴歌红军集体英雄主义的《飞夺泸定桥》，以及后来创作并广泛流传的唱咏革命女性精神的《八女投江》和《八圣女》、揭示革命烈士铁窗精神的独舞《囚歌》、歌颂铁人精神的群舞《踏着铁人的脚步走》、赞颂雷锋的《我的偶像》等等，均成为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的代表性作品。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强国复兴之路，其中所内蕴的精神旨归，如爱国主义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构成了“红色经典”舞蹈创作的精神指导，也成为这些作品能够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美育人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红色经典”舞蹈作品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均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文艺特色。舞蹈艺术因为其使用独特的身体语言，而常常被看作是善于抒情写意的艺术。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舞蹈艺术历程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不停发展的长河。其中，以“为人生而舞”为标志和旗帜的“新舞蹈艺术运动”，因其紧密结合时代生活实际和大众心声而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也逐渐探索出一条用抽象的舞蹈语汇反映现实生活，用美的身体语言表现人类真情实感的艺术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舞蹈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审美价值取向，鼓舞了一批优秀的“红色经典”舞蹈作品的诞生和传播。由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的《那年我们剪短发》，从一个女性的视角，从被压迫女性要当红军——要下决心“剪短发”的一个真实生活动作细节出发，结构出一个非常好看的女子群舞。从长发到短发，是一个富于女性细腻心理特征的典型动作，更是一个女性追求全新生活的巨大转变。新时期问世并广受好评的“三大红色舞剧”——《傲雪花红》、《风雨红棉》、《红梅赞》，均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构思，力求用舞蹈艺术的独特手段塑造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傲雪花红》里的刘胡兰，《风雨红棉》里的周文雍、陈铁军，《红梅赞》里的江姐、华子良、小萝卜头等等，一个个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鲜活灵动。舞蹈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审美取向，并不是去简单照搬文学现实主义的文字手法和写作技巧，而是在审美价值上的一种认同和遵循，是对于舞蹈创作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叛，是对于舞蹈作品“假大空”现象的一种自觉抵抗。“红色经典”舞蹈作品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力量，与它们所塑造的真实而生动的现实生活形象、努力发掘真正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
再次，“红色经典”舞蹈作品在艺术价值取向上，均具有与时俱进的艺术态度，广取博收的艺术胸怀。纵观现当代中国舞蹈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体验一样，舞蹈艺术也经历着破除封建桎梏、追求现代文明和崛起的巨大转变。现代文化意义上的舞蹈艺术，打破了封建社会舞蹈艺术为达官贵人提供声色享乐的僵局，努力追求全新的艺术理想。为此，中国现当代舞蹈者们努力吸收外来舞蹈艺术的长处，睁开了眼睛看世界，敞开了胸怀接受一切可以吸取的艺术观念。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在艺术价值取向上广取博收的大胸怀，一个与时俱进的艺术立场。这期间，虽然有一些弯路和“食洋不化”的痛苦经历，但是正像由北京舞蹈学院著名编舞大家王玫所创作的现代舞《我们看见了河岸》一样，在《黄河》交响曲的音乐旋律中，外来的“现代舞”也一样可以表现马克思主义被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和化用的精彩历史进程。由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舞剧《铁道游击队》，取材于抗日战争的壮阔历史，又根据舞剧艺术的特点进行了大胆创造，其中创造性地表现游击战士们“飞车”的场面，具有夸张和大胆的想象力，制造出神奇的艺术效果。在全国舞蹈比赛中崭露头角的双人舞《士兵兄弟》，大胆吸收外来的杂技技巧，以奇特的“固定”造型刻画了顽强不屈的解放军战士形象。脍炙人口的优秀舞蹈《红蓝军》、《刀锋》、《壮士》等，都在小小的舞台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计白当黑，充分表现了舞蹈艺术的巨大魅力。应该说，舞蹈是一种富于诗意的艺术。诗意，来自传统文化的审美继承，也来自对于外来艺术形式和手法的神奇化用。
“红色经典”舞蹈作品，与党的命运紧密关联，与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关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历程和民族文化复兴紧密关联。这三种关联，让红色经典舞蹈剧目有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它带有明确的20世纪历史印记，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证明。当一种艺术与历史进程勾连在一起时，我们对它的评价就必须放在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它们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与我党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息息相关。它们是我们舞蹈历史上的宝贵财富。
5月初，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一出舞剧的演出拉开了上海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的大幕。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汇聚一堂，观看这部名为《天边的红云》舞剧，感受长征路上那曾经的激情与憧憬。据悉，全国各地，唱红歌、演红戏、说红书、发“红段子”、跳“红色”舞蹈，形成了一股此起彼伏的“红色”纪念浪潮，蔚为壮观。
所谓“红色”文艺，主要是指那些以我党在民族解放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红色历程为创作素材而形成的艺术作品，其中广受人民大众喜爱的传承已久的经典文艺作品，常被简称为“红色经典”，虽然“文革”中有些作品被“四人帮”利用，但记录革命历程、讴歌党的路线的作品成为我国文艺百花园中最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纵观舞蹈艺术创作之“红色经典”，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些具有价值观意义的重要特点。
首先，“红色经典”舞蹈创作是一大批先行者的辛劳，其在历史价值取向上，均指向开天辟地的革命意义。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斗争事件，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和平年代中显露出来的不平凡事迹，之所以被“红色经典”舞蹈所关注并热情表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那些带有鲜明色彩的“世相”里蕴涵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所遵循的终极追求和终极理想。民族的解放，民族的振兴，是那样激励着舞蹈工作者创作出一个又一个舞蹈佳作。吴晓邦，一个红色题材舞蹈园地的伟大拓荒人，他早在1932年就创作了《傀儡》——对日本占据中国东三省后立溥仪为傀儡皇帝进行了辛辣的讽刺。1937年，吴晓邦用聂耳的音乐创作了同名舞蹈《义勇军进行曲》，随后，感受着抗日战争的壮烈情怀，他连续创作了《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传递情报者》、《饥火》、《春的消息》等等。吴晓邦的艺术创作，讴歌了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揭示了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疾苦，赞颂了那些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革命党人。社会大同之理想、民族翻身之渴望、女性独立之思考、官兵平等之欣喜、新旧社会之对比、当家作主之欢呼，直到改革开放之振奋、抗震救灾之感动等等，均成为舞蹈工作者们心之所系的重大题材。舞蹈先驱者戴爱莲的代表作《东江》（1941年创作）曾经描绘了东江渔民们抗日的复仇怒火，闻名于井冈山根据地“三大赤色跳舞明星”之一的李伯钊所创作演出的《红军舞》（1934年创作）也曾昭示出艰苦岁月里的乐观精神！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反映长征的经典作品《艰苦岁月》在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用双人舞的形式赞美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用一“红”一“白”传颂着新生活追求者们的传奇故事。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优秀舞蹈，如1959年同时问世的描写黄继光英雄事迹的舞剧《不朽的战士》和讴歌红军集体英雄主义的《飞夺泸定桥》，以及后来创作并广泛流传的唱咏革命女性精神的《八女投江》和《八圣女》、揭示革命烈士铁窗精神的独舞《囚歌》、歌颂铁人精神的群舞《踏着铁人的脚步走》、赞颂雷锋的《我的偶像》等等，均成为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的代表性作品。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强国复兴之路，其中所内蕴的精神旨归，如爱国主义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构成了“红色经典”舞蹈创作的精神指导，也成为这些作品能够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美育人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红色经典”舞蹈作品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均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文艺特色。舞蹈艺术因为其使用独特的身体语言，而常常被看作是善于抒情写意的艺术。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舞蹈艺术历程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不停发展的长河。其中，以“为人生而舞”为标志和旗帜的“新舞蹈艺术运动”，因其紧密结合时代生活实际和大众心声而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也逐渐探索出一条用抽象的舞蹈语汇反映现实生活，用美的身体语言表现人类真情实感的艺术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舞蹈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审美价值取向，鼓舞了一批优秀的“红色经典”舞蹈作品的诞生和传播。由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的《那年我们剪短发》，从一个女性的视角，从被压迫女性要当红军——要下决心“剪短发”的一个真实生活动作细节出发，结构出一个非常好看的女子群舞。从长发到短发，是一个富于女性细腻心理特征的典型动作，更是一个女性追求全新生活的巨大转变。新时期问世并广受好评的“三大红色舞剧”——《傲雪花红》、《风雨红棉》、《红梅赞》，均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构思，力求用舞蹈艺术的独特手段塑造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傲雪花红》里的刘胡兰，《风雨红棉》里的周文雍、陈铁军，《红梅赞》里的江姐、华子良、小萝卜头等等，一个个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鲜活灵动。舞蹈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审美取向，并不是去简单照搬文学现实主义的文字手法和写作技巧，而是在审美价值上的一种认同和遵循，是对于舞蹈创作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叛，是对于舞蹈作品“假大空”现象的一种自觉抵抗。“红色经典”舞蹈作品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力量，与它们所塑造的真实而生动的现实生活形象、努力发掘真正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
再次，“红色经典”舞蹈作品在艺术价值取向上，均具有与时俱进的艺术态度，广取博收的艺术胸怀。纵观现当代中国舞蹈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体验一样，舞蹈艺术也经历着破除封建桎梏、追求现代文明和崛起的巨大转变。现代文化意义上的舞蹈艺术，打破了封建社会舞蹈艺术为达官贵人提供声色享乐的僵局，努力追求全新的艺术理想。为此，中国现当代舞蹈者们努力吸收外来舞蹈艺术的长处，睁开了眼睛看世界，敞开了胸怀接受一切可以吸取的艺术观念。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在艺术价值取向上广取博收的大胸怀，一个与时俱进的艺术立场。这期间，虽然有一些弯路和“食洋不化”的痛苦经历，但是正像由北京舞蹈学院著名编舞大家王玫所创作的现代舞《我们看见了河岸》一样，在《黄河》交响曲的音乐旋律中，外来的“现代舞”也一样可以表现马克思主义被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和化用的精彩历史进程。由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舞剧《铁道游击队》，取材于抗日战争的壮阔历史，又根据舞剧艺术的特点进行了大胆创造，其中创造性地表现游击战士们“飞车”的场面，具有夸张和大胆的想象力，制造出神奇的艺术效果。在全国舞蹈比赛中崭露头角的双人舞《士兵兄弟》，大胆吸收外来的杂技技巧，以奇特的“固定”造型刻画了顽强不屈的解放军战士形象。脍炙人口的优秀舞蹈《红蓝军》、《刀锋》、《壮士》等，都在小小的舞台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计白当黑，充分表现了舞蹈艺术的巨大魅力。应该说，舞蹈是一种富于诗意的艺术。诗意，来自传统文化的审美继承，也来自对于外来艺术形式和手法的神奇化用。
“红色经典”舞蹈作品，与党的命运紧密关联，与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关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历程和民族文化复兴紧密关联。这三种关联，让红色经典舞蹈剧目有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它带有明确的20世纪历史印记，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证明。当一种艺术与历史进程勾连在一起时，我们对它的评价就必须放在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它们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与我党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息息相关。它们是我们舞蹈历史上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