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曾镇南 一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展开了对文艺作品创作和接受过程中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其中，他把创作过程提...
曾镇南
一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展开了对文艺作品创作和接受过程中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其中，他把创作过程提升到美学理论的高度来分析，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一则说，创作过程实质上就是“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的过程；二则说文艺工作者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三则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总之，他呼吁用审美理想之光照亮创作过程，以美的创造、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来充实、说明和引领创作过程，以创作生产美的作品作为创作过程的旨归、目标，希望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综观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头到尾，回荡着美的创造的韵调和旋律，跳动着中华美学精神的血脉，抒发着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当代中国人对美的时代敏感。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美学复兴的第一个高潮过后，沉寂多年又复听到的文艺美学的空谷足音，也是澄清文艺创作领域里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文艺雾霾，重新建构清新朴素、生机勃发的文艺生态，为美的作品大量涌现辟地开宇的号角之声。
从美学史上看，文学艺术从来都是美学研究主要的、也是最为集中的对象。文、音、美、剧及其他，综合而称为艺术。凡是艺术，都应该具有美的品格、美的精魂。优秀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即是美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中，创造美的主体，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美的关系，也即文艺家与生活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作为“第二自然”的作品（也即艺术品）的丰富多彩的具象形态及其种种特殊属性，则是展开艺术与现实关系的美学课题必然要深入探求的具体而微的问题。环绕着文艺创作的美学研究，实际上是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对美的作品的生产创作规律、生存状态进行研究，对接受传远的运行规律的探索、揭示。这是一种致广大而极精微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催生美的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系列论述，正是从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入手，从美的创造的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入手，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推动了文艺领域里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
二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观点，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在生产和创造中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展开为各种不同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例如，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是对于世界的理论方式的掌握，“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发展史表明，人类是通过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自身的。在这种创造活动中，“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照天性而言，人都是艺术家，都天然地倾向于美，追求着美。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人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伴随着美的创造。而作为艺术家的人，更是以发现美、创造美为使命。对美的追求，往往达到狂热的、生死以之的程度。文艺作品的生产创造，是人类对于世界之艺术精神的掌握方式的体现，它更加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美学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提出当代中国人，要按照中华本土固有的美学精神来掌握世界，进行具有民族特色、地方色彩的美的创造。文艺作品的创作、产生过程、接受过程中的美的规律，是细分为许多层次的：有广大浑括的，如攸关文艺作品的发生学，也即源泉论的；有流动超逸的，如攸关文艺作品的形态学，也即美学品位、美学境界的；也有分门别类，依类而存的，如关系文艺作品的类型学，也即文体论、体裁特征的；还有具体而精微的，如关系到文艺作品的风格学、语言论的；更有绝调孤诣的，如深细地关联到每一个作家、艺术家不同的倾向、性格、习惯、风调，也即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会纳入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美学课题之中，为文艺作品的创作、美的作品的研究开启广大无量之法门。
三
习近平同志关于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提法，是在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提出的。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予以强调的。这说明，这一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民族美学命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的课题。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社会以来，在西方文化的逼临、冲击、对比之下，中国固有文化相形见绌的落后的一面突显了，于是就迫切地出现了大量吸取、容纳外国先进文化的呼声。先进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进步文化，实行文化、文学方面的开放、革新，是敏感地把捉到了时代的先机的。鲁迅早年就曾说过：“世界的潮流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的桎梏里。”他指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死，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进步的理论。”他主张，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别求新声于异邦”。为了抵制封建主义文化的鬼魂，摆脱其纠缠，鲁迅甚至有针对性地提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他激愤地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拿破仑。”正是基于这种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的立场，对中国古代小说有着广博而湛深的研究，著有《中国小说史略》这一中国小说史和小说美学的开山之作的鲁迅，在开始遵“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之命来做起新小说时，却信奉在西方文学思潮浸润下产生的“启蒙主义”，“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主张，而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的说法，而且将也是从西方文艺思潮中引入的“为艺术的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加以鄙薄。鲁迅坦然地自述，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仰仗的就是曾经看过大约百多篇外国的文学作品。这种传承与借鉴的似乎有些矛盾的现象，很可以说明当时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影响。
毛主席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也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这种新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但也要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他主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为什么要大量吸收？就是因为外国的进步文化有比我们固有文化高的地方。1956年，毛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与鲁迅在小说创作初期所取得的借鉴取向和所持的小说美学观念有某种相通之处。
四
文学创作，在整个艺术创作的天地里，在人类美的创造全部活动中，可以说是自成一个雄厚超迈的重镇的，这 自然是因为它的各种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所固有的涵纳、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空间、悠远的时间及直抵人生、人性深处的纵深贯穿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反转来影响社会和人生的辐射力、浸润性、陶冶涵养的功能。同时，它还有为其他姐妹艺术形式提供再创作、伴生、衍生创作的文学母题的功能。因为文学这种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特殊美学影响力，在“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新军中，文学可以说是威力巨大、成果累累的最大军团，文学家鲁迅，也因此成为了文化新军的主将，新文学作品群山中耸峙的奇峰。考察这一肇始之时主要取法于西方的领域在尔后的广大而持续的发展中的变化趋向，我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一个真正取得成就和影响的作家，都或先或后在创作实践中回归到民族特点、中华美学精神的发扬，都回归到文艺的中国特色、民族化的路上。这又是为什么呢？毛主席既提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的警策的、富有现实感的论断，但他又充分注意文化这个范畴所包括的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的特殊性，不作简单的一概而论。对小说，他直接承认外国的小说形式相较于中国固有的旧小说形式的先进性；而对诗歌，他在肯定了诗歌应以新诗为主的同时，则更多地谈到诗的民族形式、民族作风等民族化的问题。又如，他对艺术中音乐的特殊性，也予以更为充分的注意。对音乐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特殊风格、欣赏习惯，予以充分的强调。
毛主席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在新中国的时代条件下提倡和发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一次重要讲话。他鲜明地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作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但是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毛主席还进一步分析了“全盘西化”行不通的原因——由艺术自身发展规律，自身特性所决定了的原因。他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他进一步分析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点，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所以毛主席主张，中国文学艺术，“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毛主席这里提出的“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的论点，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艺术的民族保守性的根源，在于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调、生活习惯、语言特性之中，尤其在于溶化、积淀了这一切的民族感情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离不开情感的驱动，感觉的敏锐。文艺作品无疑要描写、表现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与生活方式，但是，如果不是浅表地而是深层地来看，文艺通过人的斗争形式、生活方式的绘状，表现出来的是人的情愫和情调，此所以文学被称为人学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民族感情、民族生活情调决定着人们对艺术的喜厌、弃取，代代相传，就形成了艺术的民族保守性。
正是在毛主席对音乐工作者谈话的影响下，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音乐作品中，诞生了后来成为世界名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部交响音乐作品吸收、采用了大量浙江越剧中的曲调与演奏方式，使小提琴、交响音乐这些外来的音乐形式，和中国民族化的、地方色彩浓郁的音乐元素结合起来，产生了《梁祝》这样一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交响音乐作品，用中国人民的音乐语言，演绎了中国一个优美而悲怆的民间故事，使广大中国听众真正听懂了交响音乐，开创了中国音乐历史上的新的篇章。这个音乐作品的主要创作者之一何占豪说：“这首曲子并非一个或几个作者写的，它是我们浙江农民原创的，因为里面很大部分运用了越剧的表演、音乐元素。”而越剧则是一大批来自农村的表演艺术家和琴师创造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这个创作过程和创作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催生更多有民族特点的文艺作品，无疑是有意味深长的启示性的。
(编辑 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