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桢
日前，某知名画家的巨制新作悬挂于京城某重要会议场所，引来在京著名美术评论家围观。笔者有幸旁听，作为美术界近年来少有的围绕单幅作品展开的研讨会，其实际效果与众人的高期待还是偏差不少。依然是固定的“美术评论团”，依旧是那些不厌其烦的套话与溢美之词，想来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四风”，似乎还没刮到这里。此会并非孤例，而是长期存在于美术界的顽疾。美术评论的“圈子化”与美术研讨的“套路化”，让浮躁的美术界更显躁动。表面上声势浩大，实则空洞无物，乏善可陈。究其原因，想来与如下方面有关。
固定的人员搭配，老化的“评论团”队伍。“圈子”这个在中国社会绕不开的话题，在美术界也是存在多年，以学术研究著称的美术理论评论界概莫能外。京城几个重要美术展示机构举办的研讨会，通常会有相对固定的美术“评论团”团员参加。一到两个学术主持人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召集人，周围会有十几个长期跟随的“评论团”团员。他们形成一个固定的圈子，只要京城或外省画家在他们所辖的美术展示机构组织研讨会，这些人是必须邀请的，好似没有他们的肯定，办了展览也是白办；没有他们的认可，画家成就难以认定。想来，这也有理可寻。美术鉴赏需要多年经验，美术研究亦是门大学问，门槛高，外行难以介入不难理解。但是，这些“评论团”团员年龄结构老化，平均年龄近七旬，我们不敢妄论其观点是否陈旧，他们是否随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仅从笔者多年来旁听研讨会的经历来看，已经从最初怀着崇敬之心悉心聆听长者话语，变为如今只要一看到某某在会上发言，便可听上句知下句。不难想象，画家们长期浸染在这些司空见惯、照本宣科的理论评论话语的狂轰滥炸下，创作能有几分提高？理论指导实践该如何实现？长此以往，中国美术的未来何在？
模式化流程，真心话难觅。美术界研讨会，往往形式庄重，一位或两位学术主持人位列中央，画家在其一侧。主持人简单开场，无非是介绍画家的溢美之词。随后，“评论团”里最具权威者开始发话，有时有准备（发言稿），有时即兴讲几句，定定调，具体采用哪种，视他本人对画家的重视度和熟识度而定。随后，按相对固定的顺序（并非单纯按年龄长幼，而是按团员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顺序）开始发言，如有人有事先走，主持人通常会安排他先讲。这种模式化流水会议，难免滋生形式主义。第一位发言人，如果被认为是最权威的，那么，接下来的发言者如何发表真知灼见？如此不难解释，研讨会上那些满天飞的套话，套在谁身上也不会错，更有“评论团”团员经常谦逊地开场，“这是我一次看到某某画作，没看过原作，从图片上看如何如何”，略有美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原作与图片有天壤之别，这种借由“专家”之口讲出的评论，又有几分可信？美术研讨作为一种提高美术创作水平的最佳途径，如今已然演变成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迹宣讲会。学术研讨本该有的思想火花碰撞四溢的场景，早已成为奢侈品。此种模式不变，想听真心话，比登天还难。
利益输送，阶层固化。一个美术活动，通常由一个展览、一个研讨会、一本学术文集或画集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一个链条，研讨会上的嘉宾通常不会不请自来，学术文集或画集上的文字也不是不花费银子凭空可得。让谁讲，不让谁讲；让谁写，不让谁写，除了“圈子”在起作用，资本也在发挥力量。一个字多少钱，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亦是美术评论界的潜规则。由于市场长期利好，画家不再以画换文，评论家也不再畏畏缩缩而是明码标价。生意好的，写不过来，要不就用模板套，那种典型的三段论（第一段肯定画家成就，第二段诉说画家成长历程，最后提出希望）的评论，充斥在各种传媒空间。更有甚者，评论家当起“老板”，雇上几个写手（通常是其学生充当），他们提供稿件，“老板”负责签名，没有其亲笔签名文字一概不作数。由此而来，一个利益链条让所有人固化其中。年轻的评论家基本没有出头之日，为了生计，他们甘当“雇员”。偶有反抗，立马被利益链所抛弃。研讨会上的青年面孔更是一只手就可数完，这在传统书画界尤其严重（当代艺术的创新性要求还是涌现了一批青年批评家，另论）。没有上升空间，没有发挥平台，让挑战权威的勇者壮志难酬，偶尔的奋力一击，往往头破血流，铩羽而归。不是说，世界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吗？为什么美术评论界不是这样？
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美术界无疑需要权威，或者说领军人物。他们的观点、成就会起到示范作用，他们的传承、教授会形成学派、流派以传千古。与此同时，美术界更需要勇于不断挑战权威的新人。因为它无止境，亦无顶峰。没有对权威的不断超越，何谈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想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否锐意进取，他们是否创造力十足，决定了这个领域是否具有生命力。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都不该是某个阶层、某个群体的独断舞台，如何能让更多的新鲜力量在这个舞台上亮丽地展示，才是中国艺术走向辉煌的希望所在。想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感叹：每年多如牛毛的美术展览，如此庞大的创作队伍，却难有精品，少有公认的大师。
（编辑 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