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涛
“作家多年来不重视方法与技巧，以为不用学理论与方法，天生就会写作。这是错误的认识，如果没方法与技巧的追求，很难写出好小说。”近日，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文学论坛上，评论家王彬如是说。
本期文学论坛的主题是当下小说叙事特征，王彬、甘铁生、李朝全、刘书棋、顾建平、臧策、秦岭等评论家、作家与会。大家认为，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每年出版多达四千册，网络上传作品更是以万计，但在这么庞大的数量中却难以找到几本高质量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小说艺术性太差，没什么技巧。网络小说在这方面问题尤为突出，被评论家认为读起来“如同自来水”。
上世纪80年代，国门洞开以后各种西方文论涌入中国，对于小说叙事的研究与摸索成为一时热点。1985年，后现代文艺理论家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了有关西方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并且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作品进行了叙事学的示范分析。这一分析在中国成为应用叙事理论分析文本的经典。此后，叙事学研究在中国形成热潮，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罗钢的《叙事学导论》、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南帆的《文学的维度》等有关叙事学的著作纷纷问世。叙事学也给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带来重大影响，特别是先锋小说，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马原、刘恒、刘震云、余华、苏童等作家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方面都做了诸多积极尝试，给读者带来了迥异于以往的阅读体验。
莫言也是当年积极进行叙事实验的一位作家：比如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选取一个孩子的视角进行叙事；又比如他的《生死疲劳》，通过六道轮回不同动物的眼睛来看周遭的世界。李朝全指出，莫言小说叙事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也糅合了中国传统小说家族叙事的成分，比如《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丰乳肥臀》中母亲的经历，《生死疲劳》中五十多年里中国乡村的变迁、《蛙》中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史变化。家族叙事已成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种长盛不衰的叙事模式。王彬也指出，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叙事有中国民间说书艺人的特色，这是其他作家没有的。
新世纪以来，无论是理论家在叙事学方面的研究，还是作家对于叙事技巧的探索，都趋于冷淡。秦岭认为，这可能和中国小说生吞活剥西方叙事不算成功的尝试有关，并将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为“彩色的琉璃瓦还在，里面住的人没有了”。在叙事方面，中国的散文和纪实文学并没有太多照搬西方的形式，是因为这两种文体直接面对生活、面对时代、面对问题、面对良心，假如像小说一样和西方接轨，就可能遭遇滑铁卢。秦岭说，小说的叙事应该和审美传统、审美习惯勾连，如果仅仅是借鉴西方，失去“根性”，失去自己叙述的特征，恐怕只能成为专家的研讨对象、作家的实验文本。莫言的叙事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径，于是大家都说好。但这种叙事可能影响和左右一批作家跟着他的路走。这反而成为一种悲哀。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在探索小说叙事方面走出了很远，甘铁生很惊奇地发现，这本小说的中文旧版，已经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炒到了500元的高价。甘铁生说，这说明中国还是有高端读者的，小说对叙事的探索有其独特的价值。文无定法但有大法，如何在没有定法的探索中寻找为文的大法是当代作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编辑 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