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质量万里行”也拿“封口费”...
看多了关于媒体“封口费”的新闻，《中国质量万里行》黑龙江记者站“90万元宣传费风波”实在没什么奇特之处。从“接到举报”，到“上门采访”，写出“批评报道”，再“放弃刊载”，转而收受“宣传费”，那些以收取“封口费”为生存方式的媒体，大多遵循这样的揽钱路线。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发生在“中国打假维权第一品牌杂志”身上，让人格外吃惊。受伤的，是舆论监督的公信力。
“封口费”照见媒体的腐败——已经不仅仅是几个记者的自甘堕落，而是赢利压力之下，一些媒体的集体沉沦。有人说，媒体应该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殊不知，有一部分媒体，并不是见利才忘义，而是以义易利，操公器以谋私利——它将良知与社会责任明码标价，对外贱卖。
赢利当然是媒体、尤其是商业媒体的主要目的，媒体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但怎样赢利，却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事实上，秉承责任、遵从客观，这本身就可以为媒体赢得商业利益。客观、公正的独立报道，准确、适度的锐利批评，帮助媒体赢得公信力，而公信力本身是有价值的——公众对媒体热切的信任与广泛的支持，将为媒体赢得更多的发行量，进而赢得更多的商业广告。
但是，急功近利的时代，容不得媒体慢慢培育自身的公信力。一些媒体并不是将加强社会监督，推进法治视为己任，相反，他们从社会监督缺失和法制的缺位中，发现了快速生财之道。他们不是要亡羊补牢，而是将这些缺口进一步撕开，将头伸进去，从不义之财中分一杯羹。2007年，《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被黑煤矿打死一案如是；2008年，山西干河“矿难”，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丑闻如是，河北蔚县“7·14”矿难“封口费”大案亦如是。
容不得媒体慢慢培育自身公信力的，还有那些惧怕监督、排斥监督的强大力量。“黑幕”遮蔽的不仅仅是违法企业，还有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倘若媒体通过客观、锐利的批评建立起公信力，“黑幕”将被揭开，利益纽带将被打破。
谈到媒体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我们在这方面并不缺榜样。《京报》创始人、著名记者邵飘萍即是宁死不收30万“封口费”，以“一个追寻言论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灵魂”，完成了其短暂的历史跋涉。今天，当我们诸多记者在生命、金钱和良知之间徘徊挣扎时，有多少能够想起那个立志以新闻“救国”、“能抵十万军”的邵飘萍。
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媒体成长环境，当社会监督成为常态，媒体客观、锐利的批评报道获得更多的鼓励，帮助媒体建立起与民众的信任关系，并从这样的信任关系中获得商业信誉，“封口费”现象才能真正从媒体的产业链上消失。 (来源：<<新民晚报>>)
“封口费”照见媒体的腐败——已经不仅仅是几个记者的自甘堕落，而是赢利压力之下，一些媒体的集体沉沦。有人说，媒体应该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殊不知，有一部分媒体，并不是见利才忘义，而是以义易利，操公器以谋私利——它将良知与社会责任明码标价，对外贱卖。
赢利当然是媒体、尤其是商业媒体的主要目的，媒体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但怎样赢利，却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事实上，秉承责任、遵从客观，这本身就可以为媒体赢得商业利益。客观、公正的独立报道，准确、适度的锐利批评，帮助媒体赢得公信力，而公信力本身是有价值的——公众对媒体热切的信任与广泛的支持，将为媒体赢得更多的发行量，进而赢得更多的商业广告。
但是，急功近利的时代，容不得媒体慢慢培育自身的公信力。一些媒体并不是将加强社会监督，推进法治视为己任，相反，他们从社会监督缺失和法制的缺位中，发现了快速生财之道。他们不是要亡羊补牢，而是将这些缺口进一步撕开，将头伸进去，从不义之财中分一杯羹。2007年，《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被黑煤矿打死一案如是；2008年，山西干河“矿难”，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丑闻如是，河北蔚县“7·14”矿难“封口费”大案亦如是。
容不得媒体慢慢培育自身公信力的，还有那些惧怕监督、排斥监督的强大力量。“黑幕”遮蔽的不仅仅是违法企业，还有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倘若媒体通过客观、锐利的批评建立起公信力，“黑幕”将被揭开，利益纽带将被打破。
谈到媒体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我们在这方面并不缺榜样。《京报》创始人、著名记者邵飘萍即是宁死不收30万“封口费”，以“一个追寻言论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灵魂”，完成了其短暂的历史跋涉。今天，当我们诸多记者在生命、金钱和良知之间徘徊挣扎时，有多少能够想起那个立志以新闻“救国”、“能抵十万军”的邵飘萍。
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媒体成长环境，当社会监督成为常态，媒体客观、锐利的批评报道获得更多的鼓励，帮助媒体建立起与民众的信任关系，并从这样的信任关系中获得商业信誉，“封口费”现象才能真正从媒体的产业链上消失。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