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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弘扬中国道统文化之我见

  核心提示: ——人民大学教授韩星访谈录 韩星,著名儒者,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


——人民大学教授韩星访谈录

 

      韩星,著名儒者,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出版专著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学新诠》《<大学><中庸>解读》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日前,就中国道统及其相关问题,韩星教授接受了人民艺术家网记者马金星的专访。


韩星:弘扬中国道统文化之我见

韩星教授接受人民艺术家网记者马金星专访


  韩教授您好!您是儒学文化方面的专家,针对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说法,请问您是怎么认识的?

教授: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政统断裂。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割断了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纲常堕毁,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如钱穆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亦变于下。民初即有新文化运动,以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为号召。孔家店中之伙计,即本文所谓社会下层之士。自此以下,社会有民无士。上无君,下无士,此则庶及可谓之全盘西化矣。”

  导致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原因及后果是什么?

教授:近代以来由于背离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道”,导致民族危机、国家危亡、分裂战乱、中国文化失去了方向。

由于受到不同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人们便形成了许多不尽相同的文化观点,长期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只好跟着感觉走,失败了再爬起来,做错了就当交学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大道既隐”。大道已隐,我们民族就没有了核心价值观,没有了公认的价值标准,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不可须臾离的大本大源、全体大用。而近代以来我们则是“为道屡迁”、“唯变所适”,没有了常道、恒道,中国文化因此失去的方向,中国社会因此失去了目标,一度形成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困惑与迷茫。

  道统”延续方面,现代中国学人有什么观点?

教授:在中国历史上政统时断时续,断了可以再复兴起来,惟独道统不能断。所以,20世纪以来国人对道统的重建特别重视。在学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中对传统道统进行了新的构建。余英时有一个总体上的概括,认为现代新儒家有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是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的“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这“哲学家的道统观”就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乃源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文化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后秦继吉,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

      :孙中山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其结果怎样呢?

教授:在政界以革命家孙中山自称继承了儒学道统,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1922在广西桂林,孙中山回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提问“先生革命之基础为何”时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孙中山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深知以民国政统取代两千多年的帝王政统可能带来的隐患,所以,明确宣告: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继承并光大这个正统思想。但是,孙中山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民国成立以后,道统被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打倒,政统方向不明确,特别是不明白政统以道统作为依据,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中国政治就发生了大裂变,传统道统端裂,国家政治分裂,至今未能统一起来,道统与政统的重建都还没有完成。

  近代民间在传承重建道统方面,是怎样认识的?

教授:传承和重建道统的意识也体现在一些民间宗教性组织,如道德学社、一贯道等。作为道德学社的灵魂人物,段正元曾多次强调“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脉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而后无真儒”等等。对于中国文化的道统,段正元说:“中国文化即在‘中道’二字,其意义极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汤、伊、文、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段正元:《政治大同》卷中《永久和平》)段正元以《大学》、《中庸》为基础,来重建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体系。他说:“《大学》一书,乃万教之纲领。天所以广大道之传也。首明大道全体,次明入道之功。至能得而天道已尽,所谓先天大道与后天大道,贯而一之也。”(段正元:《阴阳正宗略引》)谈到《中庸》之道,段正元说:“大道之发源,中而已矣。人事之全善,庸而已矣。庸者中之用,中者庸之体。体用兼赅,斯为大道中之真宰,人事中之万能。试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繁,人事之杂,其所以并存并理而不相乱者,孰为之主宰耶?无他,中宰之也。换言之,即道也。……欲知变化之道者,不可不知理之变化,欲知理之变化,非研究中庸之道,践中庸之行,又何能知之。”(段正元:《道德学志》)对中庸之道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反拨现代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儒批孔这样非常极端的文化思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在“矫枉过正”之后回归大中至正的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中国古代道统说的发展演变是怎样的?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教授:道统是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孟子认为孔子学说是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中唐韩愈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声称自己继承了真正的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正宗,开启的宋代道学的先声。朱熹则认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颢、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这是传统狭义的道统观。现在一般学界认为道统是指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它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祥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伟人、先哲和儒家圣贤,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韩愈、程、朱、陆、王等所承传之道及道的精神、传道的统绪。道统不是凭空杜撰的,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经过儒家学者的总结阐发提出来的。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指导思想的作用,它有兴有衰,有显有隐,但始终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一个内在源泉和基本动力。如果失去了这个系统,就可能走错方向,甚至误入歧途。

  当今对于历史悠久的“道统”文化,在传承方面,都应做些什么呢?

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有一个统系,就是以道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圆锥结构,道统在圆锥体的顶点,如天上的北辰,其他各个统系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商统等如如众星环绕。道统作为价值系统与其他各个统系作为应用系统不是一个层面,可以统摄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商统等。就道统与其他各个统系发用的次序说是一道开多门,由道开出政、学、教、文、法、商等,下贯而又上通,并最终形成一个立体的动态的网络系统。就其现实构成说,儒家“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就是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商统等,以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方式发挥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商统等时而断,断了可以再续起来,惟独道统不能断。道统一断,缺乏一而贯之的统系,其他各统就会偏离正道,走向异化。当然,如果道统不能下上贯通,成为孤悬的形而上学体系,成为没有根底的抽象教条,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进行调正。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文化多元,全球一体,文明冲突,是一个与孔子时代相似的礼崩乐坏、诸国争霸的世界图景,中国人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中最根本的是道统的重建,当然也不可忽视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商统等的重建,更需要注意在重建中要有统系意识,注意理清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重建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单兵独进,不能简单化、绝对化,要像完成一项系统工程那样,有计划有步骤整体地推进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附韩星教授简介:


韩星,男,陕西蓝田人,1960年6月出生。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分别获文学学士、硕士、历史学博士(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四观书院导师,场有哲学研究院(香港)顾问、河北省儒教研究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国际南冥学研究会(陕西西安)副会长,《原道》学术委员,《原道》文丛编委、北京中和书院院长等。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儒教研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韩星:弘扬中国道统文化之我见

韩星教授近照。

教学方面:

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过“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论”、“儒家人文精神”、“孔子的人格与思想”、“《论语》解读”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史专题”、“中国文化通论”、“儒学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名著选读”、“儒学思想研究”、“儒家研究”等课程。自编教材《中国思想简史》及其多媒体课件已经作为学校评建工作建设与改革项目结项,自编研究生教材《中国文化通论》获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材资助立项、出版,修订本即将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曾经是陕西师范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十三经导读”的主讲教师之一,先后讲解《大学》、《论语》、《孝经》等经典。讲课特色:内容充实,思想深刻,信息量大,逻辑性强,有独立见解,能够结合社会人生,深入浅出,发人深思。

韩星:弘扬中国道统文化之我见

2014年9月24日,韩星教授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


(编辑 马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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